中評社北京4月26日電／近日，多家網站論壇爆料稱，山西省長治市公安局副局長、交警支隊支隊長樊紅偉有8個身份證。為此，人民網山西頻道向山西省公安廳核實此事，該廳治安總隊總隊長李樹田稱，此事已引起山西省公安廳領導重視，公安廳紀檢部門正介入調查，很快就會有結果的。（4月23日人民網）
新華每日電訊評論說，似乎從房嫂開始，“一人多個身份證”的案例正以加速遞增的步伐突破人們的某種想象。而這其中更受人關注的是，多個身份的主角，無一例外都是公職人員，也因為此，多個身份證在公眾心中，亦正在建立起越來越穩固的腐敗聯想。一個市級公安局長遭遇有8個身份證的舉報，能否成為又一起腐敗案件的緣起，或仍待觀察。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件由身份證迷局牽出，以此反思其中的腐敗“密碼”，必然到了必須引起重視的地步。
揆諸全國範圍內因有多個身份證而落馬的官員，公安局長這一身份並不顯得特別突出。此前，有資料可查的有安徽省鳳陽縣員公安局局長陶勇，成都市錦江區公安分局局長吳濤等。但作為公民身份證的直接管理部門，公安局長輕鬆擁有多個身份證，顯然又具有更複雜的意味。
事實上，關於公安局長與身份證之間的某種關聯，海南省公安廳一位內部人員早已有過這樣的“透露”：“沒什麼難的，市縣公安局長、分管副局長簽個字就能辦理戶口。”如果說這是基層公安部門在戶籍管理上的真實面貌，那麼，一位公安局長擁有多個身份證縱使讓外人大感錯愕，但以真實的管理生態而論，又未免不是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既然身份證辦理存在某種制度上的“洞開”，“受益”的顯然就不會止於公安局長。這種猜測，在去年公安部負責人的表態中，就已經得以呼應：要用3年時間徹底解決戶口和身份證信息“錯、重、假”問題，實現全國戶口和公民身份號碼準確性、唯一性、權威性。被公安部出台專門的時間表來予以專項治理，可見其中的問題嚴重性並非一般。而鑒於多個身份證的受益原則，除了技術上的差錯，這其中絕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與腐敗有著多重關聯。此次被舉報的樊紅偉，就是指利用多個身份證“轉移這些贓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證”上的“腐敗信息”，未嘗不是當下反腐工作一個不可忽視的切口。
如果說戶籍信息管理上的某種監管缺失與制度漏洞，為“多個身份證”的出爐提供了源頭上的便利，那麼官員的多個身份證要想行瞞天過海之效，就定然還需要權力的庇護。被舉報多年的樊紅偉，為何恰好在此時進入公眾視線，並受到當地公安部門的重視，時機上讓人玩味——源自舉報者的話稱，樊曾酒後吐真言，稱花錢擺平了前某高官，“沒人能扳倒他”。在後者剛被中紀委雙規之際，關於樊的舉報終於成行，這之中所隱約顯示的某種權力保護色彩，或許更令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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