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反腐形勢嚴峻的當下，民間、官方多認可全面限制、治理“裸官”。新疆阿勒泰、湖南瀏陽、浙江慈溪等地官員財產公示試點都陷入停滯，民間反腐呼聲高企，從中央到地方，官方無法漠視“裸官”存在。
任建明建議，各地已實行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多年。凡屬“裸官”，個人申報事項應全部複查，並追查“裸官”將家屬遷徙境外、購置物業的資金來源；核查“裸官”是否持有境外居住證、護照，最大限度地對“裸官”予以限制和震懾。
針對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各地已探索快速複查措施。目前，廣州市正建設預防腐敗信息系統中，全市的房產信息已經納入，下一步還將納入出入境、工商、稅務的信息。今後，只要將房產登記信息等系統與黨內信息系統比對，就能篩查官員是否存在瞞報。
如何鑒定一名“裸官”
堵死“裸官”升遷之路後，如何確認一名“裸官”，就成了重中之重。
實踐操作中，各地還將特殊情況“裸官”與“半裸”區別對待。比如，作為國內首個預防腐敗地方法規，2013年8月1日實施的《汕頭經濟特區預防腐敗條例》中，就對“因工作需要，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和子女均移居國（境）外的”裸官予以豁免。
2011年，浙江曾在全省專項排查“半裸官”，即將範圍擴大到配偶和子女一方移居海外的所有幹部、公務員、事業單位、國有企業職工。
對“半裸”與“裸官”的區別處理，亦有爭議。2014年3月，廣州市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有媒體求證涉嫌違紀的荔灣區嶺南街道辦原黨工委書記謝國滔身份是否為“裸官”。
對此，廣州市紀委新聞發言人梅河清回應，謝確已移交司法機關查辦，其妻子在2010年移居香港，擁有香港居民永久居住證，但其子辦理的是讀書簽證，在外留學，未移居國外，“不算純正意義上的裸官。”
此言一出，輿論多有質疑。作為反腐學者，任建明更擔心的是，在任職限制下，“裸官”會有瞞報的強烈動機，因此對領導幹部報告事項，要增加抽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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