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韋柏曾經指出，英國式的“內閣”體制是培養傑出民主政治領袖的最好機制。民主政治的政治領袖，最好從不斷思考和辯論重大政策的過程中脫穎而出。台灣必須有能夠提供這個過程的政治體制。
所以，太陽花學運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並非無的放矢。台灣需要更成熟更完善的憲政體制。二十多年的民主實踐已經累積夠多的痛苦和經驗，而網路世代也有能力搜尋夠多的全球智慧，可以對民主的深化和制度的改革，作務實有用的探討。這個時候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絕不會空忙一場，絕不會徒增困擾。這個時候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一定可以迅速凝聚改革共識。更重要的是，一場廣泛參與的、生動活潑的公民憲政會議，可以重新點燃台灣人民對未來希望的火炬，掃盡現在籠罩在台灣上空的鬱悶。
太陽花學運所以會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除了必定深化台灣的民主發展以外，就是必定開啟對開放以及兩岸相關議題的持續而且徹底的辯論。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台灣都必須認真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全球化是不會回頭的歷史時期，全球體制只會越來越鞏固，不會越來越鬆弛。就像二千多年前年老子所處的中國社會不會回到他所嚮往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社會，當代的經濟也不可能回到可以追求自給自足的國家經濟。
全球體制推動的開放，整體而言，帶給全球更大的經濟繁榮，但是，也帶給全球更大的貧富對立。繁榮的成果落在極少數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的贏家手上，貧窮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宿命。這個問題不解決，社會就一定不可能和平和安定！
開放的兩岸經貿關係帶給台灣的問題，正是全球化帶給全球的共同問題。這是開放政策本身不可能自行解決的問題。這是公權力必須積極而且大力介入的問題。這也是台灣現在就必須著手解決的迫切問題。
光說開放會帶給台灣整體多大的經濟利益，是沒有說服力的。必須有具體照顧弱勢產業的相關政策！更必須有全面照顧弱勢族群的社會福利！這樣的思考一直沒有受到朝野政治菁英應有的重視。
全球化世界是贏家的世界。對於個人和對於產業一樣，全球化必然帶來更大的競爭壓力。所以，應該思考的，不只是如何照顧弱勢者，而且是如何強化競爭力。這就牽涉到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革。
對於中國大陸，太陽花學運也帶來必須正視的訊息：兩岸關係不能只是少數權貴和巨賈的關係！既然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現在最能代表台灣人民的，正是參與學運的年輕世代。
當年輕世代自覺地而且堅決地要求改革，就非改革不可！太陽花學運對台灣的影響，就像一九六0年代的全球學運對全球的影響一樣，是世紀的，不是一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