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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習近平來到北京市規劃展覽館，觀看專題片，察看城市模型，了解北京地理環境、規劃布局等情況。 |
中評社香港3月1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10日載文《北京面臨希望與痛苦的選擇》，摘要如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巡視北京，受到中國境內外媒體的廣泛而熱烈的關注。他的親民、厚道、自然的待人風格和談吐，也引來一片喝彩。然而，很遺憾的是，他的那番關於北京城市定位與規劃的講話，卻幾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筆者認為，這番話其實是真正的棉裡藏針，他同時表達了希望與失望，也拋出了一柄寄語與警告的雙刃劍。
習近平在泛泛地“贊”了幾句北京的成績與優勢後，話鋒一轉就直言北京“也有許多令人揪心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在批評。接著習近平就說：“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很明顯，這不僅是對現任北京決策部門的批評，也是對長久以來北京在城市類型、城市定位和城市規劃上的失誤與折騰的批評。
北京的發展目標顯得模糊、城市定位一直處在游移之中，早在建國初期就留下了伏筆。這座千年古城，自明清之後便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中心。1949年之後，中央政府提出，要讓北京這座單純的消費型城市變成一座為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的生產型城市。那個時候人們理解的“生產型城市”就是工業化甚至就是重化工業：鋼鐵，煤炭，電力，化工、汽車，當然也可以適當地有些輕工業。而對科技教育文化藝術這些北京的智力上的“特長”算不算生產力，或者用今天的話說是不是“軟實力”與“經濟增長點”，則全然不知、渾然不覺。顯然，這樣一種舊工業化的城市發展目標當然就要與這座城市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也與這座城市自身的生存密碼和發展基因完全不相匹配。於是就有了梁思成等人保護舊城的主張與當時北京建設規劃的衝突，就有了這位學者在爭辯後的“慘敗”和他抱著城磚的慟哭！無數中外歷史經驗和教訓證明，城市類型的突然轉變，特別是一些大城市在發展目標和發展類型的上輕易轉變，往往是城市發展道路發生斷裂、屢遭挫折、甚至釀成人為禍患的第一步！
北京走回生產型城市老路
文革十年，北京的發展幾乎完全停頓。改革開放本來是它可以對自己加以重新定位的大好機會，但遺憾的是北京卻依然要走重化工業生產型城市這條老路，而且是“門類齊全”的工業化大都市的老路。北京，作為大國之都和文明古城，本來就已承擔了足夠沉重的國務與政務負擔，現在又加載了建設門類齊全的工業化大都市的重任。這種思路體現在交通上，就有了“打通兩廂緩解中央”一環套一環的謀略。體現在城市建設上，就應運而生了著名的“攤大餅”模式。無論是“環環相套”的道路還是“攤大餅”式的建設，都必須面對一條被稱為神州第一街的長安街的存在。這條街具有非凡的磁場，它讓一切規劃與設想都發生了變異，使“緩解中央”的道路設計變成了“緊張中央”，把“攤大餅”式的衛星城規劃變成了“睡城”“鬼城”“空城”。問題就出在它具有中國任何一條街道所不具有的無與倫比的特殊地位與特殊功能。在區區不足百公里的主線和延長線上，長安街可形象地喻為“中南海”的左膀右臂，它要承擔起國務活動、重大會議、外交往來、慶典禮儀、商業貿易、旅遊參觀、文化娛樂、科技發展、金融保險、國家樞紐、國家安全、司法監察、軍事指揮、市政建沒、文物收藏、鐵路交通共16大功能。功能之多承裁之重真可稱為世界奇觀了！它不僅是對北京市政府能力的嚴峻挑戰，而且也是對整個國家管控與治理能力的挑戰。這是北京邁入僵局的第二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