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安倍的教改，即便是與安倍的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也對安倍欲將教育行政權收歸為首長後，是否能保持教育的中立性表示出擔憂之意。
社論指出，教育制度應該充分考慮到教育的本質以及教育的需求，應該以此為起點來推進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不應該淪為當時政治勢力關係較量的工具。日本現行的教育委員會制度是1956年將委員的公選改為由首長直接任命制。此次的教改雖然保留了教委，但實際上卻變成了由首長獨掌教育行政的實權。
此次有關教改的討論雖然暴露出了教委在應對學校裡欺凌事件、體罰問題的處置不力，以及存在的責任承擔不明的現象，並且由選舉產生的首長會受到國民對其監督，以及在領導能力上有其積極一面，但另一方面教改也明顯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且選舉方式的改變，讓國民不免對公眾教育心存擔憂。
社論還稱，其實此番教改雖並沒有引起日本國民太大的關注，所以假若這一教改真的實施的話，是利？是弊？最終會帶來怎樣的結果？這些都不太好說。
此番教改真實目的何為？改變現行的教育制度是否真的有利於既存問題的改善？《每日新聞》社論認為，在國會還未通過與此相關法案之前，國民應該就教改問題展開更廣泛的討論。
事實上，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文部科學省在右翼勢力的施壓下加強了對歷史教科書的審定。1957年，由於美國對日本的鬆綁，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安倍晉三是其外孫）上台後，強迫部分出版社將“侵略中國”改為“進出大陸”。1982年6月，文部科學省審定中小學歷史教科書時，把“三光政策”改為“抗日運動的展開，迫使日本軍隊保證治安”；把朝鮮人民的“獨立運動”改為“暴動”等。1985年8月，右翼團體“保衛日本國民會議”炮製的《新編日本史》把南京大屠殺說成是“尚無定論”，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說成是“被迫應戰”，把太平洋戰爭美化成“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下解放亞洲，在日本領導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教改的一舉一動無不引發亞洲國家的警惕和擔憂。
（消息來源：環球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