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2月11日電／早前《明報》更換總編輯。（編者按：根據昨晚《明報》即時新聞報道，《明報》內部貼出公告，宣布馬來西亞人鍾天祥將出任首席執行總編輯一職，3月1日到任。張健波繼任總編輯一職。）有人論述香港言論自由正逐漸消失，更有人到明報總部示威抗議，要求明報高層重視現時“不偏不倚”的編輯方針。問題是，明報更換總編輯的決定會令香港言論自由倒退嗎？
先入為主以“地域”作審判
何謂“言論自由”？大概來說，“言論自由”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個人有表達意見的權利；另一方面，個人亦有了解別人意見的權利。當中兩者缺一都不可以稱為全面的“言論自由”。
現實情況下，為了防止某些公民阻礙其他公民的言論自由，政府必須存在並有執法能力保障個人平等的權利。同時，為了避免政府機構擁有過大權力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法庭必須存在讓公民擁有制衡政府的權力。理想地看，法庭及政府的權力應該大致均等。否則，政府抑或法官、律師及陪審團的質素會主宰公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機會。
在此情況下，我們在討論關於報刊的“傳媒自由”時，傳媒人士及撰稿人亦必須同時考慮其他環境因素，包括國籍、性別、種族、宗教、政治偏好等等。姑且勿論在自由社會下還應重視“私有產”權利的因素，個人公開表達言論時，盡量不在以上多項因素上作出惡意的審判，以及在未有事實根據下刻意“抹黑”其他人。這些考慮建基於理想的傳播媒介旨意向大眾反映及分析公共社會實況，而不是任意由個人或組織利用公共媒介作私人攻擊。法律上誹謗的設立亦為了應付以上情況，從而保障個人相關利益。
現今，有人以馬來西亞背景及集團商業利益關係，直接指出調職總編輯會令明報增加某種親建制的聲音，而商業利益亦會令報章失去過往獨立持平的原則。翻閱香港的近代史，不少非華人來港前對香港都毫無認識，但並不代表其後欠缺對香港以及中國社會認知的觸覺。堅持這意見的人或許亦會同意英國人委任非香港人就任總督會令香港管治一塌糊塗嗎？
另外，商業廣告的收入固然占報紙收入一大部分。不過，香港傳媒市場尚算自由，從大部分投資者的角度來看，讀者群的數量及其背景仍是主要考慮因素。“公民社會”下，理性的公民懂得分辨自己喜愛的報章。一段時間過後，若大部分追求“自由民主”的讀者數目急降，筆者覺得明報高層會再調整方向。不過，若然個別公民認為更換總編輯會令香港的“言論自由”收窄，在“法治”的精神下，公民是否應該從正規的法律程序搜集證據控告報章的決定，還是召集其他人士圍堵報館以示不滿？
公民社會能分辨“自由”
筆者曾在新加坡學習及生活一年，深感當地各行各業有為數不少優秀傑出的馬來西亞及新加坡華人。或許，來自東南亞的華人能有不同角度目光審視香港及中國情況。例如，總編輯或能邀請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泰國等地方專家客串“筆陣”，以親身經驗討論香港民主、住屋、教育等公共議題。當然，客觀地看，我們應等待明報總編輯上任後才根據事實作出評論。
（來源：大公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