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劉伯承當時是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到了“土洋”之爭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客觀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地帶，地勢開闊，既便於集結部隊，又便於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6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而國民黨軍則有近萬人。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接到命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裡衝朱德、周恩來抱怨：“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還是進攻吧！”
果然如彭德懷所料，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第三師向南豐發起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卻自損三百餘人。敵軍據城固守待援，構築了強大火力網，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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