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0月10日電／台灣“國會”議長關說風暴延燒1個月，是非不分、真相未明，行政、立法兩院僵局未解，江宜樺仍不能順利向“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並備質詢，人民看不到政局回歸常態的希望。六大工商團體發表共同聲明，呼籲朝野高層打破政治僵局，摒棄政治對立，但人們對工商大老們的憂國之心，能否為朝野政治領袖理解並落實，其實並不樂觀。我們不能不提出大哉問：台灣，往何處去？人民，該怎麼辦？
中國時報今天社論說，回首來時路，台灣創造了舉世艷羨的經濟奇蹟，走過威權年代，又創造了民主奇蹟，“總統”民選、“國會”改選、黨禁報禁解除，連不稱身的“憲法”都七修八修到增修條文，以因應現實。這20年，台灣享受政治民主的眾聲喧譁，恍若未覺，我們為了“政治”付出多大的代價，想想看，票票直選“總統”是用來罵他以佐餐的嗎？開放黨禁是要反對黨癱瘓“國會”的嗎？取消副署權及任命“國會”同意權的“行政院長”，是唯“總統”之命是從，在“國會”寸步難行的嗎？
答案很明顯，以上皆非。但遺憾的是，眼前的政治現實卻是全部發生。不貪不取不能忍受司法關說的“總統”，成為國際媒體《經濟學人》評為“台灣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即使《經濟學人》肯定其外交與兩岸成就，在島內所獲掌聲亦非常有限；民進黨從創黨迄今，即使執政8年，在“國會”亦從未獲得多數席次，但不論執政或在野，卻主導了“國會”議事運作，霸占主席台成為民進黨慣用的杯葛策略；身為最高行政首長的“閣揆”，自從“修憲”後就成民選“總統”的“部屬”，上仰“總統”臉色，進出“國會”亦不受尊重。
此刻，台灣政治紛擾造成的政務停滯，已經不只是“潛在風險”，而是明確干擾“國家”競爭力的因素，當對岸的中國大陸積極與全球經濟接軌，鞏固其崛起大國地位之際，台灣卻陷入不知為何而戰、不知如何可戰的困境。尋常百姓可能沒有切身的危機感，但工商團體做為經濟發展的先鋒部隊，卻不可能不敏感到台灣的確面臨巨大的危機，他們的呼籲具體到正面表列諸多重大法案必須尋求朝野共識，包括：核四公投、年金改革法案、勞保條例修正草案、財政收支劃分法草案、都更條例修正案、服貿協議等，這些都是從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爭議不休的重大法案。
“總統”與“國會”議長是非之爭，可以等待冗長的司法程序解決，但是，“國家”發展不能等待，重大法案政策不能等待。當工商團體集體發聲呼籲就當前重大政策與法案召開國是會議，朝野兩黨都應該慎重正視。馬政府執政5年多來，國是會議之議屢屢提出，卻總是無疾而終，此刻馬英九聲望一再下挫，更難號召在野領袖共商國是，馬英九不能不深切認知他已經是構成當前政治困局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台灣，他必須放下個人顏面，放下緊握在手中卻無法有效運行的權力。他應慎重考慮再度退居二線，由江宜樺與“立法院長”王金平共商兩院共同召開國是會議的可能性，由兩院龍頭召集的國是會議，既有利於協調朝野對重大政策的紛歧，更有利於相關政策與法案未來在“國會”的審議。
扁政府8年，未能順利召開國是會議，但是，還是舉行了兩次“全國”財經會議，且由“行政院”擔綱。台灣此刻最需要的是拚經濟而非拚政治，如果國是會議的帽子太大，那麼就以最簡單而貼近民心亟求的財經會議行之，唯有具體作為才能讓全民相信，“國家”除了政黨拚選舉之外，我們還有共同努力與奮鬥的目標。
面對“內閣”低迷的氣氛，江宜樺更要有效提振士氣，不能讓“閣員”陷入無可作為的失敗主義情緒。江宜樺初上任時曾經以“回到初衷”鼓舞“閣員”，此刻，初衷未失，執政意志豈可流失？施政報告一時半刻無法登場，不表示政務必須因此停擺，尤其是“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在僵局中仍順利付委，這表示政院重大政策依舊可在“國會”尋求支持，持續推動，江宜樺有必要以具體作為、乃至精神講話激勵各部會。
台灣上空籠罩著政治陰霾，能讓雲破天青者唯行政、立法兩院龍頭，這是江宜樺和王金平不能迴避的憲政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