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專制之運動總離不開以模糊抽象的道德作護符，賦予此中一切行為合法性。美帝國普世價值全球順昌逆亡，尤勝神州華夷之辨近悅遠來。道德神壇之修築已有定型：世界兩成人口生息之國度霎成化外之地，“北方戎狄”強拆民主自由堡壘，要求撤回科目之聲討對抗順理成章盡是先進文明自保之義舉，異己者則必然是暴政收買的奸細代理。以“莫須有”擘劃的鴻溝，其深廣足夠各派掩藏徒逞私心之意圖，不一致的利益也被調和達致平衡，縱然不穩定，但至少使部眾精神上保持團結。當不再對訴求正當性抱持應有懷疑，部眾創造出令後世咋舌的批判思考奇蹟。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向海濱眾口一辭指斥北大人詭計多端，卻又自覺不費吹灰之力揭穿國教科乃其“洗腦”陰謀；本土政府份屬口中妄圖以敗露之計策觸犯眾怒的低智跟班，竟又被刻劃成擁有瞞天過海之心計，避過議會內諸位事後孔明的法眼，部眾直到選舉前夕才獲好心提醒，驚覺要殺雞用牛刀。
政府化身成人人得而誅之的不倒大敵，全因聯軍頭目妙用混淆“撤回”與“馬上撤回”之訣竅，精心塑造打擊目標使戰爭機器陷免於癱瘓。從邏輯上講，獨立成科確非國民教育之必然形式，科目推行過程中也不免遇到科目指引、評分準則、教學方式等諸多方面之技術疑難，撤回科目屬眾多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之一。可是以科目形式推行國民教育的政策，乃符合法定程序、獲民選議員審議核准之產物。先有諮詢文件廣傳天下，聯軍頭目繼而於立法會公聽會大放厥詞，採納諮詢蒐集的社會意見大幅修改科目指引後，在大多數泛民議員支持下授權撥款通過。因此要求推翻法律程序確認有效之社會共識，按理亦須循相應之既定規程商議，權衡利害之後再交由獲大眾整體授權之議會作最終定奪。頭目橫蠻無理之處並非在於有討論空間的“撤回”，而在於強人所難的“馬上”，把回應科目缺陷之技術性選擇凌駡於社會引以為傲的法治原則。政府一旦就範，等於否定一切決策機制合法性，以後政策制定全憑政治動員，形成管治危機。為免體現權責與公眾利益的基礎分崩離析，斷無簽訂城下之盟的理據。可惜民眾不具備理解所需的技術視野，轉而仿傚孫子之避實擊虛，把艱澀複雜的技術問題統統翻譯成容易操作的道德之爭，並以絕對的價值標準對付，以為只能於推行科目和馬上撤回之間二擇其一，不留妥協圜轉餘地。於是聯軍頭目因利成便，在“馬上”寸步不讓，正好把政府堅守法治原則的一切作為，悉數對譯成“履行政治任務”的執迷不悟；對於“教師主導”、“學校自主”等善意讓步，甚至討論撤回科目本身，均如法炮製為“文不對題”和“無誠意”的回應。只要製造兩難的“隨意門”沒有堵塞，頭目只消對無關痛癢的末端小節稍加批評，即可取得與談判桌保持距離的藉口，營造出“彼此心中矛盾”去鼓動《獅子山下》之後代苗裔“理想一起去追”，不斷衝擊政府，達到自身目的方才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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