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來自中國，美國政府擔心公開使用中國方面的提議，會讓國內一部分政治家和民眾“不舒服”，從而影響民意乃至選情。而且美國確實對中國的態度缺乏一定的判斷和了解。在中美互信到達一個比較高的層次前，美方的態度需要保持謹慎。奧巴馬幾次都沒有正面回應中國的建議，在習奧會上，他提出了中美“新型合作模式”的說法，實際上也是希望雙方應解決更實際的微觀細節問題，而不是專注於宏觀的上層建築。
不過這次克里在和王毅舉行會晤後對外公開表示，“中美同意一個新型的關係，它是基於務實合作，建設性地處理分歧……我們認識到中美避免落入一個陷阱，那就是彼此視為戰略對手。”克里儘管沒有使用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一詞”，但是強調了兩國關係是“新型”的，並且他的闡述和王毅的14個字解釋內涵相似，實際上已經用這種方式表明了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構築的部分認同，以及對未來發展的關注。這或者可以視為美國對“新型大國關係”的“考察期”面臨結束的信號，中美關係將進入一個更務實的發展時期。
此外，美國的“模糊策略”有利於其外交局面的穩定和拓展。在中國提出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這幾年中，中美關係其實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的經濟實力比以前快速增長，美國在全球的經濟貢獻出現相對下降；中國在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上的外交更加主動；在朝核、敘利亞等國際重要問題和多邊合作領域的聲音也日益突出。美國既感到了中國的壓力，也看到了中國的進步，同時更加認同與中國合作的重要意義。
但是美國人很清楚，中國提出“新型大國關係”的潛台詞是美國要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美國“平起平坐”。美國一旦接受中方的提法，或許將在有意無意中把與其他國家關係“降級”。而美國需要維持和歐洲、亞太國家的盟友關係來為其全球戰略利益服務，因而美國在這問題上的“模糊策略”是一個聰明而討巧的“避險手段”。
有趣的是，雖然美國高層避而不談“新型大國關係”，但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實際上是支持並推動這種外交實踐的展開。中美之間就這一提法的“各自表述”，既滿足了中國的需要，也讓美國政府可以有足夠的回旋餘地。隨著中國國力的強大，以及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政治改革的逐步推進，中美之間的力量對比和實力天平將逐漸往中國一側傾斜，這是一個趨勢，美國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也將不得不認可“新型大國關係”的提法，因為中美關係若想有所發展，別無他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