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事情有另外一面，就是國人時下日益盛行的金錢至上觀。由於極左意識形態的崩潰和市場規則的流行，也由於缺乏諸如宗教一類信仰的緣故，國人從鄙視金錢到崇拜金錢和物質，更由於現實的官商腐敗現象和社會某種斷裂，高房價等造成了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壓力，人們再不重視物質，恐怕也不能否認“沒有錢萬萬不能”的現實。在此情況下，應該負主要責任的是官員、企業家和知識分子，因為這些社會精英引領和決定著社會發展方向。諉過於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女子，實在說不過去。
況且，這個小女子還有一個優點—說真話，而不像那些落馬的腐敗官員和不法商人那樣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在現實中，你是寧要一名真小女子，還是一個偽君子呢？
中國政府的依法行政有很大進步，但是有些部門仍然揮舞制裁大棒，而似乎不知“法無授權即不可行”的依法行政原則為何物。廣電總局眼皮下的央視不乏較好節目和內容，但問題也多多，例如新聞中的虛假採訪、導演擺拍，變相煙草廣告，春晚等節目讓污點官員和商人粉墨登場，可是我們何時看到了對央視問題的處罰呢？
德國先哲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我們愈時常、愈反覆加以思維，它們就給人心灌注了時時在翻新、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頭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法則。”但是，現實世界遠遠不像學童背誦名言警句那樣簡單。康德自己就描述了一個典型的倫理困境：當一個持槍男人來到你家門前，問另一個人在哪裡（正藏在你家壁橱裡），因為他想殺了他，你應該怎麼做？你是撒謊，還是說實話？
社會公德應當體現消極義務與積極義務的平衡。一般而言，消極義務是底線性質的基本義務，人人必須遵守。孫立平教授指出，底線實際上是一種類似於禁忌的基礎生活秩序，比如“不許殺人放火”、“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應該說這是一種維繫社會正常運行的“最低道德保障”，底線失守是一種很深刻的社會危機；而積極義務則是一部分人承擔的義務，它塑造高尚人格，但是許多人做不到。過於強調道德中的積極義務，制定高不可攀的道德標準，製造“道德理想國”，往往導致專制統治；或者沒有人去參照執行，導致“規而不約”，從而失去操作性。
在物欲橫流的商業社會，職業道德和倫理格外重要。而成熟的職業道德與倫理規範，通常是以消極義務為主的，媒體倫理道德也是如此。因此，寬鬆、寬容、寬厚的待人之道特別具有促進社會進步的價值。在他人和媒體未曾違反社會底線道德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容忍各種言論和行為，應該成為和諧社會的一個要素。
況且，對媒體的批評還必須有科學依據。而歷史反覆證明，相當一部分對媒體的指責不是嚴厲過頭，就是文不對題（正如麥克雷教授所言：大家天天接觸媒體，人人都有想當然的觀點和判斷，這些觀點和判斷未必是無稽之談，也不一定說不通，但它們往往不以科學分析為依托，而是基於各人的價值取向）。至於行政部門不依法輕易懲罰媒體，那既損害媒體和公民正當權利，又有礙法治社會目標下國家形象的塑造。
（文章來源：《時代週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