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您如何判斷知識分子對政治的這種忍不住的衝動的具體動機呢？
楊奎松：具體到個人，這很難，必須要具體研究考察才能做出判斷。但如果我們討論的是一個國家某個特定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這很簡單，因為，所以會發生這樣的衝動，一定是和這些知識分子所愛的國家民族、所處的環境和境遇有關，正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刺激他們產生種種忍不住的衝動的。比如十八、十九世紀歐洲的法、德、意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十九、二十世紀東歐各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二十世紀東亞三國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都是與這些民族國家建立或形成的過程相一致的，並且是受到先前世界上其他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榜樣作用的巨大影響與刺激的結果。中國的情況就很典型，十九世紀末以前，中國雖然已經受到歐洲列強的侵犯與掠奪，卻並沒有激發起國人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情緒。直到大批青年學生留學日本，改良和革命的志士精英亡命海外，受到西方日本傳播的民族主義思潮，尤其是法、德及東歐、俄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刺激，民族意識才較普遍地在這些人當中生長起來。一旦民族意識生長起來，在當年隨時可能發生的亡國亡種的危機面前，他們想要不議論國事、不關心政治，都不可能了。從梁啟超到孫中山，從鄒容、陳天華到陳獨秀、李大釗，很少有良心的讀書人不想設法改變國家民族任人宰割的命運了。這是時代和環境造成的。
為了國家，知識分子除了轉變思想別無選擇
南都：我之前採訪過研究歐洲知識分子的勒佩尼斯，他認為，歐洲的知識分子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道德家，一類是專家（如東歐和中歐，重視道德倫理的知識分子掌握著國家的要權；西歐則相反，知識分子的聲音雖然還被當局傾聽，但他們變成了專家，對道德問題沒有興趣。）對於中國來說，似乎現在表面上也分化出這樣兩類知識分子了，但好像還沒有知識分子真正進入到政治中去。
楊奎松：我對歐洲現狀沒有研究，但我不認為捷克、波蘭的情況是一種普遍現象，我反倒認為歐美民主政治的制度結果，只能走勒佩尼斯所講的那種專家道路。東歐國家怕是因為剛剛開始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包括拉美一些國家，因為政治動蕩，民眾投票選擇還沒有被政黨政治所左右，社會高度知名且道德號召力也較高的人物，比較容易得到較多的選票。一旦政黨輪替制度化以後，這種情況將很難繼續。同時，當今政治學有許多學派都相信韋伯的看法，即現代民主政治，只能是通過間接民主的方式來實現，只能是一種民選政治基礎上的官僚精英政治。總統制也好，內閣制也好，實際掌管國家事務的，只能是職業政治家＋專家＋技術官僚。雖然海外有研究成果認為中國今天已經走上了技術官僚治國的道路，但我很懷疑這是太過簡單地拿表象當本質了。
南都：按理說，知識分子的見識與思想是最有優勢的，為何會被政黨與一些意識形態的東西忽悠？理念與價值觀的東西，應該是比較難以改變的，又為何會很容易被改造，以至於道德良心的標準都能夠徹底地轉變與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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