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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州城區一角（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8月28日電／美國《僑報》8月28日載文《溫州之恙，頭疼別醫頭》，摘要如下：
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獨樹一幟的溫州近來可能得了多動症。先是在樓市限購令的鬆與不鬆之間捉放曹，後又密集出台調整農民權益、民間資本的零星政策。其背景正如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近日所指，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溫州大多數經濟增長指標在浙江墊底。而溫州模式的光環被炒房團、空心化、地方債擠掉更是由來已久。
這一輪的官方作為和媒體考問，有一種“救溫州模式”與“去溫州模式”雜糅的味道。上世紀80年代末的溫州經濟又被稱作“小狗經濟”，遍地小家族企業、小家庭作坊。它與為大工業配套的蘇南集體經濟、與依靠外資發展的廣東代工經濟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的“無為”。
輿論多將溫州當下的“瘡疤”指向信用上過於依賴私德、小圈子，行動中哄搶投機、惡性競爭，擔當上只為逐利，缺乏企業家精神。但私營企業貸款難、炒房與實業收益不平衡，難道是溫州人所催生、溫州經濟所獨有的嗎？況且，在對逐利或競爭不設限的法國和日本，家族企業分別進化出定制、精工兩種成功的經營模式，可見家族經濟也根本就不是問題。
當下溫州經濟之弊，根源仍是金融系統對民營經濟體的歧視、地方財政對土地經濟的痴迷。那些挽救信用、遏制投機的“救”與“去”泛泛之說，何嘗不仍是基於對溫州模式的誤會呢？因為民間借貸也好，掏空實業也好，不過是人在既定框架下的經濟選擇。
強者對弱者“無為”可以理解為寬容，弱者對強者“無為” 就淪於苟且；權力對權利“無為”意味著自由，而權利對權力“無為”則意味著奴役。縱觀中國歷史，後一種情形俯拾皆是。“小圈子”固然親疏有別、自我劃界，但又是“普遍不公”下的一種糾偏和局部救治。哪一次舊社會的改良，不有賴於“小圈子”的發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