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管理得當，在公共場所的監控攝像頭問題上，公共利益和個人隱私並不對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教授邱建新對莊卓的這一觀點，也表示認同。但他還指出，雖說很多城市都對監控攝像頭有相應的規範，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識比較薄弱，攝像頭隨意安裝的情況並不少見，有時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隱私，還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隨意傳播監控他人隱私信息。“所以，從制度層面加強對相關資料的保護，就顯得極為重要。”
邱建新認為，首先要明確誰有權設置監控系統，一旦設置後，設備的管理、資料的保護、應具備怎樣的規範，都須有制度作出規範。“一旦須保密的資料外洩，管理者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這也須明確。”對於制度層面的設置，除了國家要出台相關規定外，各地也可根據情況作出更為具體的補充。
在談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時，邱建新認為，法律還可進一步明確對“隱私”的界定。“比如公眾人物、公務員的隱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務員的財產、活動等相關信息不能以“隱私”為由而成為秘密，否則，“隱私”就會成為公眾對公務員行使知情權和監督權的障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