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殊利益集團龐大，又往往集中於政府強勢部門，這些人給中共執政造成了極大麻煩。問題是，奧爾森指的是“任何一個國家”，當然包括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西方國家，並非特指中國。腐敗現象在民主制國家也存在，凱文.菲利普斯《財富與民主》一書指出，美國“法庭以保護言論和觀念自由為名，把大亨們的政治獻金合法化，使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被無情地扭曲了”，“金錢比老練的文字遊戲更能腐蝕民主。”凱文.菲利普斯認為美國也存在腐敗現象。所以腐敗並非單一緣於政體，而是國家與政府存在的一種普遍現象。13億人口的中國如何能像新加坡、香港，用道德、制度、法律等綜合手段遏制腐敗現象?是中國一個大難題。
眾所周知，審判中共政治局委員已非頭一回，歷次審判都有不同的歷史邏輯與意義。從審判“四人幫”開始，審判高官奏出了三部曲：一是“以法律形式解決路線鬥爭問題”，審判了“文革派”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奏響依法審判“黨內最高層”的序曲;二是審判了政治局委員陳希同、陳良宇，奏響“中共要在憲法範圍內活動”的樂章;三是“以法律形式反對高官腐敗”，審判了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奏響“依法反腐，蒼蠅老虎一起打”的新樂章。三部曲勾畫出中共從“政治鬥爭”向“依法治黨”演變的行為軌跡。說明中國執政黨在30多年改革開放中，既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取得了“依法治國”的積極成果。中國高官不斷落馬，不只說明中國官腐現象十分嚴重，從落馬高官不斷受到審判的事實，從處理高官從“政治”轉向“法治”的事實，也能說明中國法治正在進步。
從三部曲看法治進步
筆者以為，中國改革已進入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的“深水區”，風險是巨大的，我們的思維也不可過於簡單化。著名的“托克維爾定律”折射出中國政治雙重含義：它提醒執政者，“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也出現了貪污受賄腐敗、兩極分化、特權利益集團等社會弊端。說明改革既是必須，又潛藏極大風險;它提醒民主派，民主改革未必帶來民主秩序，也有可能陷入法國大革命後民粹主義泥潭，清算富人、踐踏精英，可能是斷頭台政治的重演。有人說，法國不是挺好麼?但中國若出現“民粹主義泥潭”和“斷頭台政治”，誰能保證能像法國一樣，誰又能擔負這樣的政治責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