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寫作過程比文字記錄下來的還要艱辛。李以建告訴記者，金庸跟他聊過，當時住在港島，而報館辦公地點在九龍，每天都要乘坐渡輪橫渡維多利亞港灣。九龍尖沙咀碼頭前，有一檔報販專賣外文航空版的報紙，美國《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英國《泰晤士時報》《衛報》《每日電訊報》《每日快報》《每日郵報》，西德的《法蘭克福日報》《漢堡日報》，以及日本的《讀賣新聞》等都有，金庸常去翻閱，見到有合用的資料才買一份回來，“全部訂閱的話太貴了。”金庸熟悉每份報紙的價格，以及長期訂閱和零賣的差別。
儘管艱難，留下的並不是易碎的文字。對於當年的政論文章，金庸抱有含蓄但堅定的自信。“孔子說，‘溫故而知新’。讀者們當可發現，所表達的見解和評述，我都盡力保持‘明辨是非，客觀中立’的立場，是非未必完全明辨，客觀和中立卻是一貫的，其中的推測與預斷，也幸而沒有重大錯誤。”在“後記”中，金庸這樣寫道。
這些預斷中，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及文革初起，他就撰文質疑，也包括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對蘇聯模式的警惕，甚至包括林彪剛剛成為“副統帥”時，就預言其結局不妙。至於他對生態與環保問題的重視，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更是足夠前沿。
出於對歷史的尊重，也或者因為自信，面對50年前的文字，金庸定下的編輯原則是：每一篇文字的內容，和當日《明報》發表時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動。而熟悉金庸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對於自己的小說，他在數年裡曾屢次做過修改。
金庸手中沒有水晶球。過人的遠見，來源於淵博的知識、對歷史的通透認識。李以建介紹說，金庸精通英語，不但能閱讀精深的英文經典原著，還能直接用英語對話，熟練地用英語寫作。至於對於中國及世界歷史的諳熟，更早已為人所知。
李以建透露，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明窗小札》專欄文章，總數近兩千篇，預計將出版四冊，書名均為《明窗小札》，每冊以年份來標明。此次香港國際書展首次推出《明窗小札1963》，餘下年份的專欄文章，將陸續推出。
“奶罩與蘇聯人的經濟”“康熙強過彼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鴨”“蘇聯元帥和袁崇煥”、“美國的武俠小說迷”－－諸如此類的題目，《明窗小札1963》的目錄上比比皆是。一代傑出報人的錦繡文字，穿過歲月風煙悠悠歸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