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信、系統組織是追討關鍵
新京報：在海外流失文物追討上，是否存在可以借鑒的經驗？國際公約《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規定，任何因戰爭原因被搶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該歸還。這一《公約》在實際追討中是否存在作用？
陳履生：當然有一些值得借鑒的經驗。比如掌握國外的法律，依據法律進行追討。可借鑒的成功經驗有，秘魯政府按照美國法律——文物被博物館占有100年後就歸其所有，要求耶魯大學歸還1912年，美國從秘魯拿走進行為期18個月的科學研究而長期滯留美國的文物。
我國近年來在追討流失文物方面也有成功的案例。2000年3月21日，佳士得於紐約舉行的拍賣會中，將拍賣河北曲陽王處直墓被盜的浮雕武士石像，國家文物局即刻照會美國使館，要求阻止該項拍賣，並根據國際公約將其返還中國。3月28日，美國海關查扣了這件中國文物。最後經美國司法部門根據聯合國公約做出裁決，於2001年5月26日，將浮雕武士像無償歸還中國政府(現藏國家博物館)。
顯然，國際公約在追討流失文物中會有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發生在近年來的盜掘走私文物方面。但是對於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被列強掠奪的中國文物，這些國際公約可能一時還不能發揮作用，至少目前還不能看到效力。有些國家就拒絕簽署《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我們有什麼辦法？因此，追討既需要智慧，又需要時間。
新京報：在你看來，對於海外流失文物的追討，什麼才是最為關鍵的問題？
陳履生：關鍵是在國家強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自信，在國家自信基礎上的系統組織，在系統組織基礎上的不屈不撓。我對於追討充滿信心，但這是建立在自信國家的基礎之上。
獸首價格的一路飈升，民族情緒的一路高漲，其直接的後果是哄抬了中國文物的市場價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政府對流失文物的追討。
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國家流失海外文物目錄。這是進行有效追討的學術基礎，也是提供法律依據，即掠奪的罪證。只有基於此，才能開展追討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