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這還危險的是，它還展示了一種維穩心態——公眾正當的權利訴求是維護穩定的敵人。實現穩定的前提，是盡可能不讓這種訴求“抱團”、“扎堆”，變成一種大規模的群體性表達。控制口罩、印刷品、文化衫，就是要在這種表達還是個體行為時各個擊破、單獨消化。
不獨昆明。就大環境來看，維穩衍生出的各種有形的系統和無形的氛圍，已經深度吸附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脈絡，不但和正常的行政生活形成了互生共養的關係，而且在每個公共決策上都打下了或深或淺的烙印。無論是社會政策、制度法規還是行政機構，都容易被維穩“工具化”，就是這種“深度吸附”的重大後果之一。
試圖將一切“工具化”，既見茲事體大，也見黔驢技窮。一個沒有矛盾的社會是不存在的，對每一個矛盾都草木皆兵，只能說明這個社會確實沒有通暢有效的矛盾解決機制。而對每一個矛盾都要殫謀戮力，也意味著社會治理理念已經遠遠滯後於社會現實。在此雙重前提之下，和昆明“實名制”一樣，地方政府只能嘔心瀝血地把老辦法玩出新花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