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依我看，以香港今時今日的文化，這大抵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即使“先進”如科大，內地研究生所受的“禮遇”就是“民主牆”每日不停的侮辱塗鴉、電梯裡的刻字挑釁；他們被泛民學生媒體各種恐嚇，甚至在這些壓力下自殺時，都沒能得到對生命的基本尊重，只有落井下石之詞。他們只有誓言改宗泛民政治和宗教信仰，始可以免於一難。在社會上，不但今天取錄內地研究生的理工學系被媒體和政治“學者”非議，過去同樣為了產業發展而計劃吸收高技術工人的河套工業區計劃，亦在當年泛民的反對聲中匆匆下馬。
而所謂沒有長遠計劃和研發方向，就更加是無稽的指控。香港位處珠江三角洲－－國家最早的科技發展核心地區之一，只要因應深圳以至全國的科研需要，制訂科研投入方向，自然可以爭取國家經費，並將知識財產高價售到內地；而這些全國科研需要都已明確寫在五年計劃上。所以香港嚴格而言連長遠科研計劃都無需自己動手，只需在十二五或十三五計劃書上隨便找一堆項目照本宣科，就已能構成宏大的產業改革。即使香港政府連國家計劃都不瞧一眼，也大可聘請內地科研機關人員定期來港交流，提出研究需求方向。當然，對於因為聘用內地教授而大造文章的香港傳媒而言，上述這種高度陸港合作就恐怕是滔天大罪了。
香港同時獨攬內地市場和先進商業法制，加上沒有英美式的政治出口限制，高科技產業的市場條件可雲得天獨厚。雖然從“反國教事件”的反華思潮開始，陸港關係已然撕裂，但如果香港整體能夠痛定思痛，重新上路，中央政府豈會不因勢利導、利用香港的法制優勢領導珠江三角洲變成中國的矽穀嗎？行文至此，令我真正疑惑的是：香港所缺的，到底是地，是人材，還是港人真正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決心？
（中評社特約評論員 雷諾為留美物理學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