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制於偵辦條件、認識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數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訴不了、判不了的情形客觀存在，苛求“命案必破”會給司法公正埋下隱患，熱衷“輿論審判”更會給社會公義種下禍根。但及時通報相關偵查結果，讓受害方獲知完整案件信息，無疑也是法治精神的重要體現。朱令案之所以引發各種猜想，正在於有關方面一度對案情諱莫如深、對過程語焉不詳、與其家人溝通有限。
“消除疑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公開”，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強調。確實，公開是維護公平的有力利器，也是取信於民的重要途徑。試想，如果朱令案的相關信息依然塵封在司法檔案裡，不僅對受害人未有一個確切答覆，被懷疑的孫維也始終承受“有罪推斷”的重壓，這樣的處置如何能保障兩者的權利？如果對朱令家屬的信息公開申請，反應遲緩乃至持久沉默，不去解釋真凶緣何難以伏法，案件為何無法偵破，這樣的處理又怎能避免公眾的臆斷？信息封閉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
面對日益高漲的權利意識，今天的中國社會，無疑身處公共治理最為繁複的時期，中國政府也因此被稱作世界上責任最重的政府。在處理矛盾、協調利益時，政府部門固然無法做全知全能、有求必應的“包青天”，但及時準確地公開信息，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從打造陽光政府出發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卻是樹立公信、加強善治的不二路徑。
到今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正式實施5年。應該說，正是因為信息公開渠道越來越暢通，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在監督中得以逐漸鞏固；正是由於權力運行不斷走向透明，人們對實現公平正義有了比以往更足的信心。法律界有句名言，正義要以看得見的形式實現，唯有讓公眾“看得見”，以公開保證公正，以透明確保清明，以一絲不苟的程序正義，踐行秉公執法的法治精神，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政府的公信才能增強，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
對朱令案，公開是一劑化淤解毒的良藥。唯有公開才能挽回遲到的正義，唯有公開才能不負公眾的期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