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真正的“恐怖主義”的根源應當是人們內心的“仇恨”——一份可以由經濟上的貧窮、政治上的不滿、文化（宗教）上的分歧，或者個體心理和性格上的殘缺等催生的，或許針對個體，或許針對社會，或許針對國家的“仇恨”。只要有了這份“仇恨”，“恐怖主義”自然也就擁有了“滋長”的土壤。
在明白了“根源”後，就不難解釋美式反恐為什麼失敗：治標不治本，治表不治根的美式反恐，如何能成功？換句話說，戰爭，可以推翻政權，但卻無法消除人們對美國的仇恨，相反，戰爭只會增加受害國民對美國的仇恨；美式民主，可以被植入進新政權，但同樣無法消除催生那些“仇恨”的“催化劑”。民主並非有解決宗教衝突，化解種族矛盾和調和分離主義的天然功效。不僅如此，民主在以上國家，連有效刺激經濟的功能都不具備（別提伊拉克，如果不是國際制裁，薩達姆時期伊拉克的經濟發展不會比新政權差。經濟發展的早期是離不開“專制力”和有效調控的）。因而，美國十二年的反恐注定了會遭遇當前的窘境和失敗。
文章最後表示，波士頓馬拉松爆炸事件，它與2012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遇襲事件一樣，它們是結束，也是開始；它們是教訓，也是經驗；這兩次事件，從境外回歸到了美國本土，這也預示著美國未來“反恐”之路的艱難。在面臨新一輪恐怖襲擊浪潮時，美國人以及國際社會是否能夠真正的冷靜下來重新思考如何“反恐”這個極度複雜和敏感的問題呢？是繼續以暴制暴的反恐，還是有針對性地一步一步的消除“恐怖主義”滋生地的各類“催化劑”和“仇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