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中東北非變革出現本質性變化。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時期，為了推進“東移”戰略的實施，美國希望借助歐洲盟友力量推動中東北非國家的變革。但是近兩年來，美國塑造的“民主制度”在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等國難以鞏固，反西方情緒卻越來越濃。這種趨勢使美國深感“戰略危機”迫近。
二是巴以問題。美國和西方長期偏袒以色列並阻止伊斯蘭國家強大已經成為中東乃至全球伊斯蘭國家的共識，這也是中東北非變革發生本質性變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巴勒斯坦建國已是大勢所趨，克里首訪中東避開以色列也是為了防止美國的軟實力進一步受損，修復美國在中東國家的形象。
三是伊朗核問題。伊朗是這次美國戰略“東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儘管西方國家不斷加強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和封鎖，但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自小布什時期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不斷增強，最近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伊朗和埃及最高領導人的互訪，這大大削弱了西方國家遏制伊朗的效果。過去10年是伊朗的戰略機遇期。伊朗外交在發展核計劃問題上越發強硬，也迫使克里反思希拉里戰略“東移”的得失。
文章最後表示，總的看來，克里這次出訪是美國戰略“微調”的信號，彌補“東移”在中東造成的“戰略漏洞”，從而給美國的全球戰略帶來“危機”。當然，這種調整並不改變美國將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的大局。從全球力量格局變化趨勢看，亞太地區將是大國博弈的焦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