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條原則所涉及的海洋權益的共同維護，其實起始於野田內閣提出的所謂《太平洋憲章》的新外交戰略。該戰略的安保構想便是以國際法為基礎，打造保證海上“航行自由”及解決各種紛爭的遊戲規則。安倍與其前任可謂一脈相承。兩屆政府皆企圖利用中國與東盟的海洋領土糾紛大做文章，以此為抓手，通過重塑外交理念與制度性建設來達到“遏華”的目的。
與“目的”相應的則是實施手段的多樣化綜合化，這是“安倍主義”另一個突出特點。如果說，戰後很長一段時期，日本主要是通過賠償、援助等經濟手段來安撫和結交東南亞國家，一來衝淡其因當年遭受侵略而對日本產生的歷史積怨，二來以此獲取東南亞豐富的資源，包括戰略物資和海上通道。如今，經濟手段已不單純地為經濟服務，更出於一種安全保障。因此，經濟手段雖然還是主打，但又配合安全、外交、文化等其他手段，一起來構建集體安全網，讓一些對華心存戒懼的東南亞國家獲得安全感，從而削弱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
“至此可以看出，安倍從點、線、面三個層次，即美國這一同盟基石的支撐‘點’，‘自由與繁榮之弧’這條從東南亞經由中亞到中歐及東歐的橫貫‘線’，‘民主安全鑽石’這一安倍新提出的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夏威夷共同組成的菱形‘面’，來構築對華包圍圈。”胡令遠總結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