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團隊如果真的通過了對於哈格爾和布倫南來說很可能是極其嚴峻的任命聽證，掌握了國家安全政策的權柄，他們就會遇到新問題，他們的輕足跡戰略是不是夠份量將得到檢驗。
政治學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說，“首先的兩個問題將是削減國防預算及對抗伊朗。然後還有敘利亞等問題，它將考驗我們能否在沒有地面部隊的情況下控制危險的局面。而且，除非出現重大變化，我們不會派出地面部隊。”2010年，曼德爾鮑姆出了《節儉的超級大國》(The Frugal Superpower)一書，研究如何低成本管理國際事務的問題。
哈格爾既是參議員，也是一名手機企業的商人。他一直批評五角大樓機構臃腫。但是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等其他有商業經驗的人士認為，他們能把商業規則帶入這一美國最龐大的機構之一，結果卻發現砍掉不需要的武器裝備幾乎與商業決策無關，而完全關係到國會選區及競選資金的問題。
此外還有伊朗問題，這對他們三人來說都是個考驗，雖然其原因各不相同。哈格爾一直對與德黑蘭進行軍事衝突的危險直言不諱。蓋茨及其繼任者利昂.E.帕內塔(Leon E. Panetta)曾在奧巴馬的第一任期內多次表達過同樣的擔憂，但是哈格爾的觀點比奧巴馬的更加激進。總統逐漸對“高壓外交政策”表示贊同，他於去年3月告訴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我在擔任總統期間曾多次闡明，在必要時刻，我會毫不猶豫地動用武力來保護美國和美國的利益。”
但是，哈格爾反對對伊朗進行單邊制裁，並表示，威脅伊朗只會失去開展對話的可能性。
“高壓外交的關鍵是，你試圖影響的那一方相信，你不是虛張聲勢，會說到做到，”羅斯說，“總統的意思很明確，但從有些部門發出來的信息，有時不那麼統一口徑。”很多高壓外交中的威脅就是羅斯設計的。
克里還面臨著另一項挑戰：如果開始對話，那麼應該與伊朗進行何種程度的直接外交斡旋。克林頓幾乎總是把這個問題交給別人處理。克里在參議院的一個盟友提到了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他說，“我猜想，你將會看到約翰.克里親自去處理這個問題，因為他知道另一種可能性是什麼。”
布倫南在伊朗問題上，也有自己的難題：他將會繼承CIA遏制伊朗核項目的計劃，他在白宮工作期間曾負責過該計劃的部分監管工作。該計劃的核心是“奧運會”(Olympic Games)式的，即通過複雜的方式，對納坦茲鈾濃縮設施施用一種網絡武器。伊朗大部分的核燃料都是在這裡生產的。然而，布倫南的關注點將放在庫姆地區一個深藏地下的工廠上，伊朗正在這裡製造最接近導彈級別的燃料。而且，正如布倫南開始發表講話為美國使用無人機進行辯護一樣，他也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解釋美國是如何使用攻擊性網絡武器的。而美國還從未承認擁有這種武器。
然而，輕足跡外交政策所面臨的最大考驗也許是敘利亞。正是在敘利亞問題上，伊拉克戰爭及更早的越南戰爭的陰影對政策的討論造成了最大影響。雖然奧巴馬2011年曾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滿懷激情地解釋美國為何應該對利比亞進行干涉（利用無人機，採取空中打擊），但政府尚未認真考慮對敘利亞採取同樣的措施。據聯合國估計，敘利亞已有6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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