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有歷史視野地考察，中國經濟當前狀態幾乎是前所未唯有的“感覺良好”：相對高增長伴隨相對低通脹，但是這一狀態注定不能持久。未來中國，不僅應該習慣低於8%的常規狀態，而且應該習慣將增長果實更多反饋民眾。
從2011年末以來，中國消費對於增長貢獻開始超過投資，但按照官方數據，中國當前個人消費僅占GDP的35%左右，仍低於其他類似國家水平。以往以投資拉動的增長，事實是一種對於人民福利的擠壓，也就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分配中，象徵投資的“大炮”太多而象徵消費的“黃油”太少。
提升消費回饋公眾，並不僅僅是正義的體現，更是符合經濟轉型與效率的必然路徑。正如哈佛學者尼爾•弗格森所言，歐洲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的成功，基於六個制度優勢：競爭、科學、私有產權、醫藥、工作倫理以及消費。其中的產權可謂法治的基石，奠定了政治和經濟權利共享的基礎；而消費則還原了工人作為消費者的本性，也間接刺激新一輪的生產。“資本家理解馬克思忽視了的東西：工人也是消費者。因此，試圖把他們的工資壓到僅夠維持生存是不合邏輯的。”
當前中國，最可與之比擬當屬舊日蘇聯的輝煌時刻，但是國強並不等於民富。即使當時的蘇聯俾倪歐美，但是正如弗格森一針見血的點評：整個冷戰中的最大困惑或許是，蘇聯為什麼不能生產一條優質的藍色牛仔褲？儘管蘇聯能生產戰鬥機和氫彈，但他們的牛仔褲卻很糟。
沒有消費的支撐，再多摩天大樓也不過是鋼筋水泥森林而已，經濟轉型也是水中望月。經濟必須能夠回饋民眾，藏富於民的本質是放開管制，無論對於民企還是民眾，如此才能充分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構成中國社會良性轉型的基礎與可能。
老話說，歷史往往會發生驚人的重複，第一次是以喜劇面目，第二次則以鬧劇出現。雖然中國人沒在2012年12月21日等來瑪雅人的末日，一年中卻中見證了高層人事的變動。伴隨著微博新媒體介入以及管制的相對放鬆，以往幽微曖昧的權力政治，某種意義上以全民窺探的形式再現，日漸有演變為一場熱門戲劇的趨勢。
然而，這未必是壞事，我們離文革的距離也沒有我們想得那麼遠，“去魅化”本就應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題中之義。即使官方新華社，近期也破例刊發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常委的人物特稿，介紹七常委從政歷程以及相關言論，而常委們的家庭以及財產情況也赫然在其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