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30日電／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把一張成立黨的最高位階兩岸事務決策機構的“好牌”打壞，其實是他在剛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設立最高位階段兩岸事務決策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持抱“不急”態度的延續。也就是說，此前曾經公開說“不急”的蘇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遲遲未有執行前主席蔡英文在“總統”敗選”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等“不作為”表現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登陸進行“開展之旅”，黨內要求建立“民共平台”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更為寬鬆及合情合理的政策，對民進黨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蘇貞昌不得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應對黨內“交流派”的訴求之後，卻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考量，仍是對實質性的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態度，並以從名稱到定位、職能任務、工作方式等，均是堅持“一邊一國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來作為實施“不急”策略的“擋火牆”。因此可以預料，在短中期內，至少是在二零一四年“七合一”選舉之前，“中國事務委員會”仍將只是一個“擺設”，其成立只是為了應對黨內“交流派”的壓力而已，蘇貞昌並不打算讓其真正發揮作用，他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態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釋，蘇貞昌為何要故意將一張“好牌”給打壞了。
新華澳報今天刊登富權的文章分析指出，蘇貞昌此前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貞昌剛當選並出任黨主席時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並不坦順，是在衝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並不支持他。因此，他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並不急迫的兩岸關係問題。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
其二、蘇貞昌不願再作“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倘蘇貞昌在其第一個主席任期內就進行兩岸交流的工作，但卻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倘是輸給了捲土重來的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坐享成果？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二零一四年五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二零一四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係；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係議題並不是選戰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
其四、蘇貞昌“武大郎開店”心態嚴重，還得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蘇貞昌在當選黨主席之後，為了團結“英系”以外的黨內次要敵人，打擊蔡英文這個黨內主要敵人，曾將在二零一七年黨內“總統”初選中結下的怨仇拋開一邊，表態在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後，將由謝長廷來“打骰”。這使得謝長廷懷有極大的憧憬，並進行了多項“熱身動作”，包括提議在黨內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這卻引起蘇貞昌的警覺，擔心謝長廷將會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成立“小英基金會”，儼然是“另一個黨中央”。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而在目前，蘇貞昌即使是已經恢復了“中國事務部”，還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但這些均只不過是在黨內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他還是認為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採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因此，原本被黨內“交流派”寄以“民共平台”厚望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就變成了一個“升級版”的“中國事務部”式的幕僚機構，而且只是兩個月開一次“神仙清談會”，根本無意推動調整黨的兩岸政策。
究其原因，除了是上述的四個因素仍然存在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新因素，那就是馬政府的政績太爛，馬英九的民調滿意度已經跌至與“貪腐“總統”陳水扁相差無幾，島內“反馬”情緒日益增長，就連被視為國民黨“鐵票部隊”的退役老兵，也要起來造馬英九的反。這就使得民進黨中央認為，國民黨所獨享壟斷的“兩岸紅利”對民進黨的威脅已經消除，亦即民進黨無需轉型調整兩岸政策，也將能打好選戰。何況，台灣地區在目前沒有公職選舉，並沒有必須立即轉型的壓力。即使是二零一四年底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那也是地方選舉，兩岸關係並非是選舉的主軸。中間選民們主要比較兩黨執政縣市的能力及表現來決定投票對象。而在這方面，民進黨佔有優勢，因為在權威媒體歷次的縣市政績評鑑中，都是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政績表現亮麗，而國民黨執政縣市的政績卻是不怎麼樣，甚至是“吊車尾”，因而民進黨也就趁勢經常標榜“綠色執政，品質第一”。因此，民進黨在“七合一”選舉中將會大有斬獲，甚至攻克中北部的幾個“堡壘”如台中市等。近日又使用“捧殺”手段，慫恿新北市長朱立倫去爭取“大位”，無非是希望具有一定戰力的朱立倫撤離新北市戰場，好讓民進黨提名的候選人能減少壓力，甚至是一舉“光復”這個全台灣地區人口最多，佔全台灣地區總人口達六分之一的新北市，以為二零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布好這個“大樁腳”。在民進黨佔有優勢之下，民進黨與其花精力在不會為“七合一”選舉加分的調整兩岸政策方面。倒不如將主要資源投放在備戰“七合一”選舉之上，力爭取得更佳戰績，為打贏“二零一六”的“翻身仗”奠定基礎。
何況，在蘇貞昌走向“二零一六”的道路上，還有一道“坎”，就是在“七合一”選舉前，民進黨將於二零一四年五月進行主席換屆選舉。而此時已經不再受“連選得連任一屆”限制的蔡英文，勢必會捲土重來。而從去年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的結果看，蔡英文的實力不低；還有今年五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蔡英文即使沒有親自上場，也自有人願意為她代打，從而形成實質上的“蘇蔡大戰”。在到了蔡英文的“本尊”出場之時，還不知鹿死誰手。因此，一方面，蘇貞昌目前的主要目標，並非是為二零一六年“總統”選舉未雨綢繆的，而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首先要打好黨主席的“保位戰”，因而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並“不急”；另一方面，正因為二零一四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尚未知鹿死誰手，因而倘若蘇貞昌目前就對黨的兩岸政策進行調整，倘主席選舉不敵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白白地享受他辛辛苦苦的成果？他才沒有那麼笨。
因此，在目前而言，民進黨不存在調整必須兩岸政策的壓力及需求，蘇貞昌把黨內“交流派”的訴求及論述，統統當作是“耳邊風”甚至是“偽命題”。按此思維，在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之時，倘馬政府的政績仍沒有起色，就更將會讓蘇貞昌認為，馬政府即使有“兩岸紅利”的加持，也不過如此而已，民進黨也就更不需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