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5日電／林毅夫在文匯報撰文說，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被看作經濟學家在國際上的最高位置，這一位置傳統上都由發達國家的大師級經濟學家占領。我是第九任，之前八任，包括錢納裡、斯蒂格利茨、薩默斯、斯坦利.費希爾，都是美國頂級大學教授。我能到世行當首席經濟學家，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快速，才會有這樣的機會。
文章說，在世行四年，還有一大感受就是，發展中國家要根據自身條件進行理論創新。二戰後的經驗表明，依據發達國家盛行的理論來制定政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沒有成功的，而成功國家的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似乎都是錯誤的。
對此，以往在國際上出現過兩波主流發展經濟學理論。第一波是結構主義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是因為其經濟結構出了問題，缺乏發達國家那種現代的、先進的、資本密集的大產業，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先進產業，是由於市場失靈，發展中國家在市場配置資源方面存在諸多結構性的剛性，也就沒法發展出現代化大產業，因此要由政府直接動用資源和資金去發展那些大產業。中國1950年代的“超英趕美”，就是基於這樣的邏輯。當時的印度、拉美和非洲國家，也都認同這樣的邏輯。通過這種方式雖然建立起了一些重工業基礎，但效率非常低，除了早期有些投資拉動的增長外，經濟很快陷入到停滯乃至危機中。而在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它們以出口為導向，通過勞動密集型方式積累資本、提升產業，這樣的做法在強調進口替代的結構主義看來卻是錯誤的。
19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盛行，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是因為它們沒有發達國家那種完善的市場體制，因此，要通過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休克療法”來發展經濟。當時普遍的看法就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最糟糕的經濟就是雙軌制經濟。但是結果呢，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大都陷入停滯，而被認為推行了“錯誤經濟政策”的東亞轉型中國家，反而發展得非常之好，轉型非常平穩。
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是表明，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和理論並非如想象的那樣完美無缺，這樣的危機，連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也普遍沒能預測到。現在看來，發達國家的已有理論也不能用來指導自身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了。
發達國家經濟理論陷入的困境，既有政治上有意識地“指鹿為馬”的情形存在，更大程度上是“瞎子摸象”造成的。比如關於國際收支不平衡，2002年和2003年前後就已經引起關注，當時很大程度上把它歸罪到東亞經濟體頭上，認為東亞尤其是中國的出口導向、大量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匯率低估是三個主要原因。當時這一流行看法沒有看到更根本的原因，這是在“瞎子摸象”。
現代經濟學以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作為標誌和起點，從斯密到1930年代，大師級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英國人或者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1930年代以後，則是美國替代了英國。大師級經濟學家在時空上的相對集中性，同經濟學屬性有關。經濟學理論在於用一個可以說明因果關係的簡單邏輯體系來解釋現象，現象越重要，理論也就越重要。什麼叫大現象？發生在重要國家的現象就是大現象。社會經濟變量有成千上萬，對經濟學家而言，往往是“近水樓台先得月”，只有生活在一個經濟體之中，才能真正把握其中關鍵的真實的社會經濟變量。如果說到2030年左右中國能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發生在中國的各種經濟現象也就會越來越重要，中國的經濟學家或者說在中國工作的經濟學家，就能比較好地把握中國現象的本質，這樣的經濟學理論貢獻也就越大。我相信，經濟學研究中心向中國轉移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現代經濟增長的性質就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基礎設施和制度的不斷變遷。按現代經濟學的常規，研究經濟結構和變遷的原因，就是結構經濟學；為同原來的結構主義相區別，所以叫新結構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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