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國企研發投入強度還比較低，不少核心關鍵技術仍受制於人；國企跨國經營指數遠低於國際水平，缺乏與國際化經營相適應的高素質人才隊伍，一些企業境外經營風險意識不強，境外重大經營風險和資產損失時有發生。
與外企和民企不同，中國的國企還面臨著歷史遺留的社會負擔問題。許多國企仍有自己的學校、醫院甚至派出所，這被稱為“企業辦社會”；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職工進入國企工作後，企業就負責職工工資、看病、養老等。
王勇介紹說，目前中央企業還有醫院、學校和管理的社區等辦社會職能機構8000多個，對這些機構的費用補貼每年多達幾百億元；中央企業現有離退休人員523.6萬人，還有困難職工等100多萬人，企業為此需要承擔大量管理和其他負擔；廠辦大集體改革難度加大，解決國有企業廠辦大集體問題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
“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已經剝離了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職能，但各種長期積累的離退休人員管理、困難群體幫扶等負擔還是很重的。”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說，“這些問題不解決，國企就難以‘輕裝上陣’、公平參與市場競爭；若為企業卸掉這些‘包袱’，又需要支付非常大的改革成本，拖得越久改革成本還會越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