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思科在路由器市場稱霸一方，但進軍消費者市場卻不那麼成功，而隨著思科進入新市場，其核心業務增長放緩，華為與它開始搶奪市場份額。去年，華為成立三大業務BG，除傳統的電信設備領域外，將其業務擴展到了企業網和終端。
誰也不可否認，本次表面由美國眾議院發起的長達11個月的調查中，背後有錢伯斯的煽風點火。就連全球知名行業媒體CNET也在這次障礙賽中評論：“思科有可能成為調查背後的最大受益者，在過去長達十年的交戰中，思科往往在背後給華為抹黑。”華為和中興不僅在美國受到“非難”，美國的判斷還引來一些唯美國馬首是瞻的西方國家一起發難。澳大利亞政府已明確態度，拒絕華為；加拿大政府正在考慮；歐盟也正在搜集證據；就連剛剛和華為簽了大單的英國也開始動搖。
儘管在WTO的框架下，貿易和投資的壁壘得以化解，但貿易保護主義依然是各國博弈的有力武器。不過，在華為中興事件中，至少看到雙邊關係的不對等。別的不說，至少在相同領域，中國對包括思科在內的美國公司的開放程度與美國對中國的華為中興是不一致的。
思科于1994年進入中國市場，目前中國員工超過3400人，分別從事銷售、客戶支持和服務、研發、業務流程運營和IT服務外包、思科融資及製造等工作領域。據悉，中國市場的利潤貢獻占到思科整體利潤的30%，緊隨其美國本土業務的45%之後，如今思科的通信設備廣泛進入中國的商業、教育、政府和家庭通信市場。在民用通信設備得到長足發展之後，鑒於採購成本和設備的通用性，中國軍隊的部分通用通信設備也轉而採購一些專業通信設備提供商，比如美國的思科、摩托羅拉、朗訊等。
難道中國不擔心思科等美國公司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嗎？
華為中興面臨的選擇有兩條：一是根據“指控者舉證”法律準則，你要拿出證據來。“有可能”之類只能是合理想像，不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繼續游說和申訴，但是很難說通。二是如何說服中國政府根據相關法律，能否也採取某些反制措施？這一條，也很難。這正是華為中興突破北美市場的希望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