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他給您的頒獎詞說是魔幻現代主義和民間故事，還有歷史，還有當代社會生活融合在一起，您覺得這個評價也是中肯的嗎？
莫言：我不知道他有這個……這種頒獎詞都是高度概括了，高度概括的話往往都是應該說是比較對的。
諾貝爾的爭論對我就像一面鏡子
記者：莫言老師，之前您的呼聲也特別的高漲，我看到在網上您一直非常的低調，您回應各路媒體採訪的時候，您說您不想說，您沒有看法，當時為什麼要特別的這樣低調呢？
莫言：我要跳出來的話不就成了滑稽劇了嗎？人家是一個博彩網站在說，在拿著我在那出彩，我自己當真了出來說，那不是很滑稽很荒誕嗎？我也關注到網上網友們對我的一些看法，有挺我的，也有批評我的，我覺得挺我的也好，批評我的也好，都對我是一種幫助。因為在互聯網時代，才有這種可能性，過去的平面媒體時代一個作家不可能知道這麼多人對自己的評價，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喜歡你，也不知道有這麼多的人在厭惡你，所以我第一次面對了廣大的讀者，廣大的群體，所以我想最近一個時期來網上，圍繞著我跟諾貝爾獎這種爭論，實際上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就像一面鏡子一樣，照出了事態人情，也照出了我自己。
作家的寫作應當立足於人
記者：我這有1988年第一期的《天堂蒜薹之歌》，充滿了文學的批評性，你對文學這塊怎麼評價？
莫言：一個作家的寫作應該立足於文學，立足於寫人，但是作家是生活在社會生活當中的，他描述社會生活也包含了政治、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所以一個關心社會的作家，一個關心民眾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寫自然會帶有這種批判性，我覺得文學作品批判是一個重要的功能，但是對好的東西也要歌頌，真善美也要歌頌。一個作家選取一個創作題材的時候，必有一種什麼樣的內在的東西，激發了他強烈的共鳴，然後才可能使他產生靈感，然後才可能使他運筆如飛，然後才可能寫出既讓作家自己感動，也讓讀者感動的作品。
記者：後來翻譯的時候，是不是也對一些東西的憤怒也平息了？
莫言：“憤怒的蒜薹”一度還使用過這個名字，最後還是恢復了，我覺得這樣更貼切一點，另外也更有藝術性，主要就是我記得當年美國作家斯坦貝殼曾經寫過《憤怒的葡萄》，我叫“憤怒的蒜薹”就有一點跟人家後邊的感覺了。這個小說是1987年我的一個作品，但是1987年寫的，當時我是比較年輕，寫的時候也是激情澎湃，小說裡邊也表達了我當時對社會的看法和認識，當然也許有偏頗的地方，但是我現在基本還是認為這個作品是非常能夠代表我的社會態度，人生態度，文學態度的一個作品。
記者：您的家鄉對您的文學創作或者是獲獎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莫言：我們每個人都有故鄉，不管是作家還是記者，還是其他的工作的朋友們，每個人的故鄉都對自己的成長發生了重大的作用，我想我的故鄉跟我的文學是密切相關的，因為這兩天都知道我們高密有什麼三祥四寶，泥塑、剪紙、年畫等等，這些民間藝術，民間文化都是伴隨著我成長，我從小耳濡目染的也是這些文化元素，所以當我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這些民間文化的元素不可避免的進入了我的小說，也影響了，甚至決定了我的作品的藝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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