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10月版，68.00元。基辛格以康德《永久和平論》來結束這本《論中國》則顯得意味深長：永久和平的到來，要麼基於人類的洞察力，也就是對雙方及世界利益的高瞻遠矚和期許，要麼是在巨大的衝突和災難面前。
一、“遏制戰略”的例外
1946年2月22日21時，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向國務院發回了一份長達數千字的電報。在這份“長電報”中，凱南依憑自己多年在歐洲、俄國外交的觀察和思考得出了美蘇之間並無妥協共存的可能———這源自兩個國家極端衝突的政治觀。凱南提出“在俄羅斯，政黨已經不再是鼓舞人民情感的源泉。據此，蘇維埃運動的內部健康和長久並不可以看作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基於此，凱南認為對付蘇聯最重要的手段是通過“遏制”其外圍生存空間，從而激化這一制度內在的權力機構缺陷直至它消亡。
凱南的遏制戰略最終迎來勝利得力於他對共產主義理論及政權的深刻理解，他認為共產主義排除了人類的自然情感，純屬一種出於意志或者命令的統治方式。在凱南看來，克裡姆林宮之所以會在國際關係上表現出“神經質”，在於俄羅斯具有的“傳統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這種不安全感，產生於一個和平地生活在廣袤的平原上的農作居民與一群凶暴的游牧民為鄰的結果。”因而，俄羅斯民族接受馬克思主義有著固有的宿命色彩：“馬克思主義在西歐傳播了半個世紀毫無建樹，但在俄羅斯卻能星火燎原、一舉成功，這絕非偶然。只有在這樣一個從未擁有和睦的鄰邦，甚或在其內部和外部也從未產生過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國土上，一個崇尚社會間的經濟衝突是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的學說的民族中，馬克思主義才能得以發揚。自建立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之後，由於列寧的詮釋，馬克思的教條變得更加凶狠好鬥，更具排他性，成為激發不安全感的無與倫比的動力，正因為此，那些布爾什維克統治者們對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羅斯歷史上的任何統治者都要強烈得多。”(引自張曙光著：《美國遏制戰略與冷戰起源再探》“附件一：凱南‘長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版)
對抗不妥協、不和解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外交的特色，也是其理論中“末世論”的表現。在與新中國的外交衝突，甚至軍事衝突中，美國開始正是用這種策略圍堵、封殺中共政權的外交出路。政治學家鄒讜出版於1963年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在探討中國共產主義化的緣由時，儘管將美國對華政策中的理念與行動、政治與軍事分離列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因素，但其中所依憑的論據正是凱南式的：國共衝突期間，當時的美國領導者對中共作為共產主義分支的性質理解並不透徹。
凱南在“長電報”中期望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承擔起推廣自己引以為豪的社會信念和生活方式。這是與一個不知妥協退讓的末世論國家競爭的殘酷法則。基辛格顯然認可了凱南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演變為統治機制的緣由。他在《論外交》的第一章就承認了這一點。同俄國一樣，中國在歷史上也是不堪游牧民族的襲擾形成了獨特的例外論和宇宙論：“中國皇帝認為，試圖對不幸遠離中國的國家施加影響是不現實的。在中國，例外論體現為中國不對外輸出觀念，而是歡迎他人前來學習。”這種例外論和宇宙論在對待國家關係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宗藩制。
在基辛格看來，凱南的遏制戰略是雙方“例外論”的對抗：蘇聯試圖用社會主義的教條維護特權階級的統治；而美國則是用西方國家經由多次殘酷的社會和民族鬥爭形成的人權觀念勾勒出的普世價值觀。這種依靠意識形態作為鬥爭理據有特定的國際格局和時代因素———這就是自《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以來，民族國家作為政治活動單元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共產主義的特點正是要泯滅掉這種來自多年來殘酷鬥爭所確立的民族運動法則。
這正是基辛格博士在1971年對華展開秘密外交的理論依據，而這一外交行動在當時及相當長期的未來都會改變歷史，事實上也已經改變了歷史。
事實上，基辛格對凱南“游牧-定居”的理論也予以認可，但在具體適用上則持有保留的部分：中國或許正是例外論的例外。因為從中國歷史上可以感知到這個國家自身所有的那種文化自信和對內在及外在秩序的追求———正是在對“秩序”的需求上，中國與美國的戰略利益趨同。“和美國一樣，中國認為自己發揮了一種特殊作用，但它從未宣揚過美國式的普世觀並借此在世界各地傳播自己的一套價值觀，而是僅把注意力放在駕馭近鄰的蠻夷上。”
基於此，基辛格以含糊其詞的寫作方式為未來中美關係及中國的命運開出了“藥方”。但出於對這個古老民族性格的了解，顯然他是有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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