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按照歷史經驗來判斷，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自1500年以來，大國崛起挑戰統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發了戰爭。想想統一後的德國吧，它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和英國的回應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
中國的崛起令美國不舒服，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要求更多話語權、要求在國際關係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樣的要求很正常。美國人——尤其是那些教導中國人“更像我們”的美國人，應該反思我們自己的歷史。
1890年左右，隨著美國崛起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麼行為？未來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美國，高度自信地表示，未來100年是美國的世紀。在一戰之前，美國解放了古巴；以戰爭威脅英國和德國，迫使它們接受美國在委內瑞拉和加拿大爭端中的立場；支持哥倫比亞叛亂，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國家巴拿馬，巴拿馬則立刻授予美國建造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的特許權；試圖推翻英國政府支持、由倫敦銀行家提供資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隨後的半個世紀，美國軍事力量在“我們的半球”出手展開了30餘次不同的乾預，謀求以有利於美國的方式解決經濟或領土爭端，或者驅逐我們認為不可接受的領導者。
承認強大的結構性因素並不是主張領導者是歷史鐵律的囚徒。相反，這能幫助我們領會挑戰之艱巨。如果中美領導人的表現無法超越他們的古希臘、或者20世紀初歐洲的前輩，21世紀的歷史學家將援引修昔底德的觀點解釋隨之而來的災難。戰爭對於兩個國家均具有毀滅性，這一事實很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回想一下一戰，所有參戰者都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鑒於發生這種後果的風險，中美兩國領導人務必開始就潛在的對抗和爆發點展開坦誠磋商。而更為困難和痛苦的是，雙方必須開始做出實質性調整，包容對方無法退讓的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