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解決的辦法是什麼？
周天勇：有兩個辦法。一是減免稅費，通過給農業減稅，加大對農業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積極地推進城鎮化，將低收入人口轉移到城鎮變成高收入人口，後者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齡人口即使轉移到城鎮，也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時這部分人也難適應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時間的推移，隨著這部分人口的自然減員，其在人口中的比例會逐步縮小。
以上的兩個辦法都需要通過一系列改革來實現，比如土地制度、戶籍制度、宅基地拆遷辦法的完善等等。要讓農民從農村退得出，城市要進得來，要有業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些制度的改革，結構調整不會很順利。
記者：結構調整遇到的最大問題在哪裡？
周天勇：縮小結構性的城鄉差距，僅僅通過改革，而不調整結構，不推進城鎮化，是沒有用的。這是歷史性的問題，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種改革是不對的。有關決議稱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工資翻一番，提高兩個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勞動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問題是，政府能控制的漲工資的領域，只是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財政能支出的也是這些部門。但是這些部門漲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是沒辦法控制的，這些企業漲工資只能增加其運營成本。現在的民營企業經營本來就很困難，增加負擔只能導致其加速破產，因此這種改革思路是錯誤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記者：你認為改革應該側重哪些領域？
周天勇：我認為最重要的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均等的教育，一個是公平的創業環境。這是社會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讓所有人上得起學，特別是義務教育，要延長到12年。這個期間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無論是富家子弟還是農民的孩子，讓其能獲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讓收入差距在代際之間傳承。
其次要營造公平的創業環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記、稅費徵繳制度、年檢以及政府管理審批，這些制度都要進行改革和清理。貸款渠道也要公平。
與其所謂工資翻番，最終由於只增加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職工收入而導致差距越拉越大，還不如改革這兩項，這才是改革的重點。
另外，要調節壟斷行業以及有財產的富人，向企業徵稅應轉為向財產徵稅，應該開征房產稅等財產稅。現在收入高的多是壟斷性的國企、壟斷性的金融行業，競爭不夠充分、占用大量的資源、貸款成本很低，他們擠壓了創業空間，壟斷性的國有經濟和金融，是導致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改革，對他們的收入分配進行監管。同時應通過法律手段，加大輿論監督，打擊灰色收入。要對第三方進行審計，並且上繳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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