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自覺運動”（1963）開始探索中國前途；從保釣的“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1972）後，開始研究台灣近現代史和中國統一問題。
博東兄則是由李家泉推薦參加台史會開始研究台灣問題，起始博東兄只不過是聯合大學的一個“單幹戶”；後來，成立了聯大的“台灣研究室”，接著愈搞愈大，而有“台灣研究所”、“台灣研究院”。博東兄一直是推動者，也是領導者，直到退休。所以，我戲稱博東兄的台灣研究是“從路邊攤到大排檔再到大飯店”。除了徐博東因台灣研究而揚名兩岸外，北京聯大也因台灣研究而名聞兩岸。
老實說，今天大陸的台灣研究是為中國統一服務的，我的台灣史研究，也是為祖國和平統一服務的。我和博東兄同為國共內戰的受害人，偶然的兩代交情，必然的兩岸殊途，卻又共同地為中國統一奮鬥。
從1988年至今已經23年了，博東兄已自聯大屆齡榮退，但仍擔任顧問，且為大陸對台工作所倚重。我也青絲成白發，從台大退休了。聯大、台大的教職，只是我們的“職業”，但祖國統一卻是我們的“志業”。職業需要退休，但不到中國實現統一的一天，我們的志業是永遠不言退的！
博東兄，您說是嗎？
（本文作者王曉波係台灣世新大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