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龍應台定居香港後，對香港的政治制度改革、文化保護和國際交流等公眾議題都有評論，並出版了《龍應台的香港筆記》一書。對此，香港本地文人調侃：“其實根據龍應台在台灣、新加坡和上海的‘縱火業績’，若說她會在香港安靜沉默地度過兩年，誰都不會相信。”
對待批評，龍應台的反應是：“我只管什麼東西觸動我，讓我生氣或讓我流淚。我負責的只是透過最好的漢字，把我的思想表達出來。到此為止。至於文章從我的書桌出去以後，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以至於我被如何定位，都不是我的事情。”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她，贊同或不贊同她，不能否認，龍應台的每一次出手，都彈無虛發、回響無數。大陸網友說得好：“恰恰覺得她的成功，在於她的感性。感性，所以好讀，觀點鮮明，雖然主觀，但比四平八穩的文章有人氣。”
為官之道
就是這樣一個感性的人，1999年，在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三顧茅廬的誠邀下，從德國回台，擔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
這一過程被龍應台生動地記錄在《孟子和小科員》一文中。當工作人員表達了馬市長對她的看重，希望她寄履歷過去時，龍應台的反應是：“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嗎要寄履歷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當工作人員希望她能到法蘭克福馬市長下榻的酒店一談時，她告訴人家：“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於是，馬市長長途跋涉來到她德國鄉下的家。
後來，經歷了公務體制洗禮的龍應台反思自己當時“知識分子的傲慢”，自嘲“多麼不食人間煙火，多麼自視清高”。
“文化局長”任內，龍應台最得意的，是樹立了“文化局能獨立行使職權，不是市長的化妝師，只對市民負責”的觀念。而最讓龍應台心力交瘁的，是為了預算與議員們鬥智鬥勇。“每天坐在議會裡四五個小時接受議員輪番問政。議員發言多半用一種怒吼咆哮的聲音，透過麥克風擴大音量，耳朵嗡嗡作響，一天下來，我總是在半眩暈的狀態下回到辦公室，再批公文到半夜。”
很多人認為，以龍應台的個性，幹不了幾天就得下台。龍應台也掙扎過，因為做官太“苦”了。“基本上你早上醒來，眼睛張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會不會被媒體批判。”“但是我很清楚我為何為官——為台北市的文化遠景打基礎。如果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必須彎腰，我當然彎腰。我可不是為了表現個性而去當官的。要表現個性我就該留在作家的位子上，不當官了。”
3年為官，龍應台的體會是：“在這裡做事的複雜度和難度，超出我原來的想象……要達成一件事情，80%是在於與人的協調上。這個基本道理，我到50歲才認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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