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問題在於至今仍未在亞洲內部找到一種新的平衡，一種能夠將亞洲經濟體緊緊系結在一起的紐帶。缺少這樣的平衡和紐帶，使得亞洲國家總會用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觀望鄰居的變化，總希望借助於區域外部的某種力量來形成有利於自己的平衡。但是，亞洲目前顯示出的合作態勢，終將會使區域發展走上這一步，發展是亞洲的大勢。中國肯定會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美國也不會放棄它在亞太的主導地位，但它必須要有足夠的投入來帶動這個區域的共同富裕。馬來西亞海事分析師哈利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美中兩國對東盟國家而言都很重要，我們是美中兩國的朋友，不要讓我們二選一。”
因此，美國重返的持久性和其受歡迎的程度，將取決於它是促進這一地區的發展還是制約甚至破壞這一地區的發展。除非美國在經濟發展方面保持絕對優勢，並為亞太國家提供更多動力，否則它終將無法延續其二戰後在亞太地區的輝煌。
“對衝戰略”應對中國崛起
對美國外交而言， 2011年既是因應西亞北非大變局之年，也是高調全面“重返”亞太之年。後者是體現從全局出發、面向未來、深思熟慮的戰略性調整。用美國國務卿克林頓的話來說，就是隨著亞太地區逐漸成為21世紀全球戰略與經濟重心，隨著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走向終結、在阿富汗開始逐步撤軍，亞太地區成為美國今後外交戰略的重心。
今年11月，美國在夏威夷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奧巴馬總統隨後出訪澳大利亞並前往印尼出席東亞峰會，成為參加東亞峰會的首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亞太之行中高調宣示，美國是“太平洋大國”，將“留駐”亞太，通過“堅持核心原則”和與盟友及夥伴的緊密合作，在“塑造”亞太地區未來中發揮“更大、長遠的作用”。
亞太地區的人口、市場、經濟實力和潛力，以及中國、印度、印尼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和各種國際熱點問題等，令美國判定21世紀最大的“機遇與挑戰”都在亞太，亞太地區對美國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至關重要。克林頓提出美國施行“前沿部署”外交，即派遣各種“外交資源”到亞太地區每一個國家，而“六條關鍵的行動線路”則為“強化雙邊安全同盟、深化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參與地區多邊機構、拓展貿易和投資、推進廣泛的軍事存在、增進民主和人權”。在政治層面，美國全面加強與老盟友、新夥伴的關係，積極參與區內各種多邊機構，克林頓12月初還歷史性地對緬甸進行了“破冰之旅”。在經濟層面，美國力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要在亞太打造一個“高質量和具有約束力”的經貿框架。在軍事層面，美國尋求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更廣泛、更靈活、更持久”，加強在東南亞、澳大利亞的軍事存在，並通過培訓與演習來增強其盟友及夥伴國的軍事能力。以“大西洋網絡”為模本，美國正試圖在亞太構建一個符合美國的利益與價值觀的、包含各種夥伴關係與機構的“太平洋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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