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就只剩下了特裡謝和德拉吉傾向的政策路徑，即成員國政府通過改革走出危機。這一做法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原因在於意大利和其它許多南歐國家的根本問題在於競爭力薄弱——意大利經濟在過去10年中未能出現任何增長。在貨幣聯盟內，這個問題必須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對內貶值才能解決。在意大利，與希臘一樣，人們的預期是這項任務會落在一個技術官僚型政府頭上。可是成功的機會有多大？
以前的技術官僚實驗，尤其是在前總理羅馬諾.普羅迪任內展開的那些實驗，結果好壞參半，而今天的經濟狀況與當時相比遠遠更為不利。儘管意大利政府一直維持著一定的主要預算盈餘，公共部門負債產生的利息卻造成了相當於GDP 4.5%的總體赤字。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就不可能減少累積的龐大債務負擔。然而意大利經濟可能已經在收縮了，而最近歐元區的數據顯示，惡化的範圍正在擴大。
結構性改革需要時間。而技術官僚型政府是否具有推行真正激進的改革所必需的合法性，還有待討論，特別是如果選民認為政府是在對嚴苛的德國政客惟命是從的話。值得回顧的是，意大利在管理公共債務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並不是在技術官僚的治理下，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大的法西斯政權統治下。在 1922年至1926年之間，意大利政府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從74.8%降至49.7%，而預算赤字也得以消除。與此同時，一切反對墨索里尼政權的反對力量也都被根除。這劑財政藥方中還包括事實上的違約：1926年和1934年兩次延長債務到期期限的強制性轉換。
如果顯而易見的退路過於艱難，有些事情必須得捨棄。而捨棄的——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可能是歐元區自己。諷刺的是，安格拉.默克爾和尼古拉. 薩科齊由於打破了不可觸碰退出歐元區這種可能性的禁忌，或許已經加快了這一進程。這簡直是鼓勵資本從南歐國家外逃、製造不穩定的最佳方法。或許無序違約和退出歐元區是逃脫目前這種噩夢般的窘境的唯一退路，這種情景會讓人不安地回憶起一戰和二戰之間的時期。但這種結果會比整個南歐遭受多年通縮和令人痛苦的高失業更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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