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小學、中學期間，家境十分貧寒。父母和我們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裡，每月的房租相當於一袋面粉錢，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只有37元。我患過一次白喉，父親把僅有的一塊手表賣掉，買藥給我打針。此後他多年沒有戴過手表。因為經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我從小就富有同情心，這尤其表現為對普通百姓特別是窮人的同情，對不公道事情的憎惡。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平等相處。
我的中學是在南開上的。從12歲到18歲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南開六年的學習生活，對我人生觀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也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南開中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她的建立、成長和發展始終同國家的興衰和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她都為國家輸送了大批人才，這就是南開的道路。我在這所學校裡學習，首先懂得的就是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從小就應該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和人民。我努力學習知識，堅持鍛煉身體，刻苦自勵，從學習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八個字就是南開的靈魂，它提倡的是為公、進步、創新和改革。我上中學時就願意獨立思考，渴望發現問題，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記得，那時除了學習課本知識以外，我還廣泛閱讀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書籍。南開永葆青春，這就是南開精神。在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總是朝氣蓬勃，不怕困難，勇往直前。除了學習以外，我還喜歡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我不僅愛讀書，還是體育愛好者。南開永遠年輕，她的學生也都充滿活力。我們要堅持走南開的道路，崇尚南開的風格，發揚南開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學以後，我家裡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著他的檔案，裡面裝了一篇篇的“檢查”，小楷字寫得工工整整，字裡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父親也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歷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後來到圖書館工作。我考上大學向他告別就是在離城很遠的養豬場。父親告假回家幫我收拾行李。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勤勤懇懇。今年他過世了，可謂“生得安分，走得安詳”。儘管家裡出現這樣一些情況，我仍然追求進步。我是個善於思考的人，我總是把書本裡學到的東西同現實加以比較，立志為改造社會而獻身。
因為父親喜歡自然地理，我從小就對地球科學產生了興趣。在北京地質學院，我在地質系就讀5年。大學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考取了研究生，專攻大地構造。回憶在地質學院近8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曾概括為三句話：母校給了我地質學知識，母校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母校給了我接觸群眾的機會。那段時期同樣是難忘的。
參加工作以後，我有14年時間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群眾，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願為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深入農村、廠礦、科研院所調研。在農村，我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況，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裡、住過糧庫，經常在一個縣一呆就是一個星期。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同科學家交朋友、談心。我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占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梁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後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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