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取得不少新成就,包括:
•經濟成長領先全球
•投資熱點
•人民幣地位提升
•展開全球併購
•汽車產銷大國
•高鐵領先全球
•手機大國
•互聯網用戶大國
•新能源產銷大國
•成功主辦奧運、殘運、世博及大運
•成功處理汶川等特大災難……
以上並非清單,要再數的話,還可增加許多項。這些成績是在西方國家全面不景的環境之下取得的,更加難能可貴,同時也更能證明“中國模式”的生命力和優越性。
說了這許多,只想指出,“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今天的中國,已不能以舊的眼光去看她。“中國模式”不但數十年來證明成功,而且不少內外人士認為這將為不少新興國家後現代的發展,提供一個可行的選擇。
很可惜,內地不少知識份子,依然充滿着民族自卑,和從此滋生的“發展不安”(anxiety of development),整天跟着人家定義的所謂“普世價值”尾巴轉,要千方百計與之“接軌”。對自家的事情則橫挑鼻子豎挑眼,什麼都看不對勁。至於官方,則從來不敢提“中國模式”這四個字,生怕招風惹雨。
“中國模式”對港台的影响
“中國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從實際出發,因時濟宜,因地濟宜,因人濟宜。這是“私房菜”,主要的作用是“重新解讀中國自己的傳統”,客人有興趣來嘗試交流,我們歡迎,也毫不保留。中國文化向無西方那種要推銷自己,甚至強加於人的傳教傳統。但是對於港、澳、台等長期受西方大力薰陶的“化外”同胞,中央政府是有責任把她們逐步納入中國文明主流的。
以香港為例,回歸十四年,不但人心未真正回歸,受到各種影響,年輕人之間更越來越多人持西方的傲慢與偏見來對待自己的祖國,近來更淪為全球最反共的地區,中央駐港機構經常被沖擊。李克強來港的安全措施,被反對派批評為過度。只是接續發生的警務署長和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局長先後被襲,才讓廣大市民明白警方的處理並非過緊。
青年人激進思想和言行的背後,是矇矓的理想主義。
“中國模式”具有撥亂反正的功能,挑破西方所謂民主、自由理論上的缺陷,和實行中的偽善和失敗之外,正面提出一條層次更高,並且證實可行和成功的後現代發展道路。張維為以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印度德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和我國的鄧小平作比較,究竟誰真能使更多人脫貧?中國與西方國家在非洲的活動,誰能真的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誰能增進非洲人民幸福?
青年人如認真追求公平正義的世界,最佳的出發點是在今天的中國。張維為說得好:“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份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麼可能解決包括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全球性的難題呢?”反而我們幾千年“天下為公”的理念,生存和發展為優先的人權觀,視民主為良政手段而不是天賦人權的民主觀,更能達致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更能幫助第三世界發展,解決全球性的問題。
“中國模式”如能在香港被新一代普遍接受,人心便會逐步回歸到一個“文明型”的中國之中,而不是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權之下。同樣道理,北京政府如能以實際行動落實和提升“中國模式”,對台灣同胞,尤其是當中有血氣、有追求的人士,統一在一個證實可行的更高理想底下,共同建設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社會,共同帶動人類文明向前闖,將會是一個無可抗拒的感召。
執政的共產黨,在當前內外都處於瓶頸狀態的情況下,“中國模式”有助她重拾有逐漸流失傾向的靈魂,鞏固自己的座標,清晰自己的方向,找出突破困境的着力點。從某一角度看,台灣和香港,更需要以本身獨特的條件作為平台,推動“中國模式”的關注和研究,這是港台兩地在現階段對祖國發展的最大貢獻之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10月號,總第1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