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加坡經驗真的應該學習麼？主張政府應該盡量幫助人們實現購房的，往往都以孟子所說“有恒產者有恒心”作為依據，認為人們有了房子之後才會對社會更加認同，社會才會更加穩定。如果對中小城市而言，買房就是生活安定的標誌，政府無妨多鼓勵購房。但對於大城市，尤其大城市的“夾心層”，既不可能，也不適宜推行用鼓勵買房來安定他們。因為這部分人群的特點是具有流動性，住房困難具有階段性和臨時性特征。對他們而言，最主要的是要先解決居住問題，其次才是資產積累問題。從財力出發，政府也只能解決居住問題，資產積累問題不是政府的義務，也無法解決。如果政府要解決資產積累問題，相當於介入到居民投資領域，這是很危險的。這個契約暗示一旦形成，就無法擺脫。政府要一直背負穩定房價、促進住房資產保值增值的使命，否則一旦房價下跌，社會矛盾就會全面激化。
新加坡，乃至很多亞洲國家與地區，都試圖推行更多的住房自有率，都想鼓勵居民尤其中產階級和“夾心層”盡可能多買房，這固然與亞洲人的居家置業文化傳統有關，根本上也在於這些地區的政府都推行的是低福利主義。政府希望老百姓自己為自己儲蓄，自己為突發事件負責，政府只承擔最少的福利保障義務。住房資產被看作最好的儲蓄方式。
這也是英美自由資本主義與歐洲大陸福利主義的一個根本區別點。英美鼓勵人們買房，住房自有率多在68%左右；歐洲大陸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和北歐，不鼓勵人們買房，住房自有率只有30%～50%，大城市更低。但相對應的是，英美實行低福利，歐洲大陸實行高福利。道理很簡單，當一個國家把公共財政資源過多投入到對住房的扶持政策上，必然減少對其他福利的支持。也就是說社會保障福利與住房自有率之間存在替代關係。
結論：與新加坡不同，中國仍然處於快速城市化進程之中，數以億計的人口在大量流動之中。住房政策要服務於促進城市化——中國國家建設核心命題這個歷史重任，為此住房供應不能只為解決短期的“安定”和“民心”問題，要放眼國家長遠發展戰略，要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可擴展性。滿足外來新增人口的階段性住房需求是住房政策的重點。同時，與新加坡不同，中國還處於經濟與社會管理體制的轉軌期間，從政府能力建設和社會建設角度來說，政府在住房方面應該更多是發揮組織協調和法律規製作用，但資源的初次配置仍然要盡量從政府轉移到社會、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主要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在二次分配的調節上入手。在住房方面也要防止打著民生保障的旗號重新走“大政府”、政府高度集中壟斷資源配置的老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