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醫患糾紛事件不斷，衝突形式日益極端化，以大的社會背景而論，這是社會成員之間信任度大幅降低的縮影，而從行業特點考察，醫患雙方沒有一個良好的溝通渠道，包括醫療事故鑒定程序在內的糾紛調處機制不僅低效而且缺乏公信和權威，當是制約醫患關係走向和諧的關鍵。
文章表示，一起民事糾紛，三年審而未決，而據專家介紹，醫療官司久拖不決在司法實務中堪稱普遍，細探其中緣由，可能是司法的不作為，也可能是醫療事故鑒定機構效率低下拖累了司法，更讓患者擔心的是，一旦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程序，出面組織鑒定的是衛生主管部門，負責鑒定者則多為醫療界人士，其中立性很難保證。此前還有媒體披露，個別醫院在醫患糾紛產生之後，利用技術上的不對稱，補正、塗抹、篡改醫療記錄，致使患者維權困難。
不斷爆發的血案觸目驚心，而尤其讓人憂慮的是，血案可能加劇醫患雙方的情緒性對立，更難冷靜、理性地思考矛盾的化解之道，而是南轅北轍，走向一條歧路，就像公眾已經看到的，諸如派警察駐守醫院也成了一些地方“為醫務人員創造良好執業環境”的典型經驗。
“同仁血案”之後，曾有法學界人士建議，應該徹底解決由醫療衛生行政部門進行醫療事故鑒定的法律規定，讓醫療事故鑒定社會化。醫療事故鑒定不宜由醫療衛生行政部門主導，這堪稱一個共識，但醫療事故鑒定畢竟是一個高度技術化的工作，如何社會化需要斟酌。也許一個值得討論的思路是，各地不妨建立一個不隸屬於任何部門、由財政供養的獨立機構，集中一批醫學、法學專家專職行使醫療事故的鑒定工作。這一設想與此前某些地方建立的各部門協作機構最大不同就在於，後者的鑒定人員仍然依附於其主管部門，沒有擺脫原來的身份，一旦發生醫患糾紛，很難稱得上是真正的第三方。
文章最後稱，這樣增編增人的設想似與精簡機構的既定政策相悖，但考慮到愈演愈烈的醫患衝突中所隱藏的社會風險，這一點代價應該值得付出。有了這樣獨立、權威的醫療事故鑒定機構，如果再有公正的司法仲裁，醫患糾紛調處機制的公信力終將樹立起來，選擇理性表達訴求的人也必然會越來越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