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斯珀林先生相比，平常脾氣要大得多，”朱鎔基說，“但我沒有對你們發火，可江主席也沒有這個耐心了。”
在整個與美國的“入世”談判過程時，朱鎔基既有堅持，也有妥協。
早在這一年的3月31日，他告訴前來出訪的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成員兩層意思。第一是，美國的談判“用中國話來講叫‘得寸進尺’”，使一個經濟問題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因此很難達成協議。當時，他與巴爾捨夫斯基剛剛進行了兩次會面，每次都超過兩小時，但對方卻突然改變調子，變得很強硬，這讓他覺得：“如果這次達不成協議，中國和世貿組織在3到5年內就再見了。”
但他同時告訴這些美國國會議員，中國已經做了“極大的讓步”，冒了“極大的風險”。他的例子是電信業：中國在通信領域同意採用美國的CDMA標準，而世界上只有幾個國家採用這一標準，中國仍然同意了。
在擬定協議時，關於一些條款的爭論，朱鎔基與對方進行了“拉鋸戰”。
巴爾捨夫斯基曾希望在條款中寫明，美國公司可以有控股51%的子公司從事音像和分銷。這一要求比美方之前的要求做出了讓步，之前，美國曾經希望有100%獨資子公司。
不過，朱鎔基則表示，“合資企業股比50%，不排除控股的可能性，但不能寫成文字”。
接著，巴爾捨夫斯基又一次提出，關於壽險，她希望能在協議里寫上一段文字，反映美方“對持股50%的合資企業具有管理控制權的可能性”。但朱鎔基堅決地回絕了她：“無論如何不能寫成文字，寫上那就成了一個笑話，但實際上可以有這種做法。”
在談判臨近結束時，朱鎔基又提出，“克林頓總統給江主席的信中說，要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收回一般保障條款和紡織品配額的要價”，並希望用書面形式確認。巴爾捨夫斯基表示自己無權決定，朱鎔基又堅持要求，“光憑嘴講不行”，“我不是不相信你們說的，但還是要找一個方法把它落實到文字上。”
最後，雙方決定搞一個不對外公開的書面記錄。
在結束談判時，美方代表斯珀林說，他很榮幸遇到了兩個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個機會。
而朱鎔基後來向歐盟貿易代表拉米談起這次談判時則說：“允許我開個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機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會讓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