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表示，一個文明的外交秩序，並不鼓勵“善意承認”的濫用。設想一下，任何國家一旦出現顛覆現行政權的反對力量，國際社會個別國家就為著特定利益考慮而“善意承認”，那政府間關係不是亂了套，國際關係不是沒了章法？姑不論現行政權和反對派政權孰更合法更正當這個問題，從構建文明的外交秩序原理來說，“善意承認”也是不可濫用的。
進一步說，稍晚承認並不意味著不善意，過早承認並不一定就是善意的。承認是要講恰當原則的。中國在確信利比亞“過渡委”取得有效控制並能確保各國在利比亞權益，且考慮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立場和態度後承認利“過渡委”，這是對國際法承認原則的恰當使用。國際社會如把過早的“善意承認”視為理所當然，視承認的基本慣例為非常之舉，那豈不是沒有基本的原則和是非觀念了？在此問題上，利比亞“過渡委”應該能夠理解中國的立場，不應因為稍晚承認就將中國劃為其對立面，否則反倒顯得其外交上不成熟。
文章最後稱，當前國際體系處於深刻的轉型時期，不僅國際關係的物質力量對比出現變化，國際社會的價值體系也處於重構過程中。要構建文明和諧的外交新秩序，中國需要堅持自己的外交傳統和信念，不亦步亦趨、跟風搖擺，穩步扎實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國際社會要走向文明和諧，也需要在許多基本價值觀、原則觀和是非觀上有個新標準。中國是能夠在外交文明標準的確立上作出自己的貢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