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建議還有一點不足。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希望對富人增稅。但加重億萬富翁稅負並不足以解決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問題。美國關於稅收的主要爭吵只與巴菲特有間接關係（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是一樣。他曾在4月份站在奧巴馬（Barack Obama）身邊表示，他對於增稅“沒有意見”）。怒氣來自中上層中產階級，他們感到銀行家和那些游手好閑的人從他們身上不勞而獲。把上層中產階級的怒火理解為他們對小政府的意識形態偏好，很可能是錯誤的。更確切地說，這是懷疑自己被掠奪了的中產階級的一場罷稅，而這種懷疑早在去年關於醫改法案的辯論中就已經產生了。
納巴菲特的建議實際上可能惡化這個問題。如果能夠對那400名超級富豪以35%的最高所得稅率徵稅，將會增加120億美元的稅收。如果以50%的稅率徵稅，能夠增加260億美元稅收——但從英國維持這一高稅率的難度來看，這種情況不太可能發生。在財政赤字以萬億美元計的時代，對超級富豪課以重稅，只能解決財政平衡八十分之一到四十分之一的問題。對年收入達到50萬美元或者100萬美元的人增稅，能夠起到一點作用。但餘下的負擔就都落在那些怒火日益高漲的上層中產階級身上了。
文章表示，對富人的徵稅金額只是一個更大問題的一部分，那就是他們對政治制度的影響力。在美國，這種影響力的很大一部分來自競選捐款，但更大一部分來自可稅前扣除的“慈善”捐款。巴菲特本人已經敦促富人捐出一半財富用於慈善。這使得社會不公平在錶面上看起來不那麼難堪，但它惡化了富豪的政治影響力問題，因為慈善捐款的可稅前扣除，實際上使得普通納稅人的捐款不可能與富人心血來潮的捐款相匹敵。
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和其他一些英國自由民主黨人士建議，用豪宅稅來代替或補充50%的所得稅率，這表明事態發展已超出了巴菲特所料。這一建議帶有20世紀中期的色彩。它標誌著，公眾的眼光不再只盯著富人的收入，還盯著他們的財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