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福和奧巴馬都是民主黨人，兩人在治國理念乃至一些操作細節上都有驚人的相似，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政治運作和學術理念完全是兩回事。一個負責任的領導人，在債務前景惡化和財政政策過早“退出”的風險之間，往往對前者的擔憂占到上風，何況還要面對保守派的持續不斷的攻擊。在民主政體下，要減赤只能增收節支，節支難似登天，而增稅更是難過登天，何況減赤有風險，財政如果退出過早，不但無助於盡早實現預算平衡，甚至會因為經濟惡化稅收下降反而加大了預算平衡的難度。
面對右派死纏爛打式的攻擊和自己內心的動搖，選擇非常艱難。羅默參與制定奧巴馬經濟政策後，曾深有感觸地說：“以前我在學術研究中大膽地對歷史人物進行批評，今天設身處地才知他們作決定之難，我感到羞愧。”如果沒有二戰爆發，羅斯福能否成為躋身美國最偉大總統之列，是一個問號，因為“二戰”英雄的光輝使人忘記了他在經濟問題上曾經的搖擺不定和大波動，而今天已既得罪了左派又得罪了右派的奧巴馬，這次因預算問題連任難度已加大。
雖然在大環境上有驚人相似，但2011年與1937年也有若干不同。
貨幣政策不同。相比二戰前以及二十世紀50、60年代，今天的美聯儲獨立性更強、地位更超然，雖然其主席仍需要總統提名和國會同意，但該機構過往積累的獨立性使其能獨立決策而不必俯首聽命於政府或國會。何況，我們今天擁一個貨幣主義狂人“直升機本”。在財政刺激空間被收窄的情況下，美聯儲不會重複1930年代的錯誤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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