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這種的社會生態，導致一些年輕人的暴力集中爆發。據統計，英國16至24歲年齡層中，約百萬人處於“正式失業”，創上世紀80年代中期嚴重衰退以來之最。他們對當下困頓的焦慮，對經濟前景的迷茫，極易被衝突的槍彈所點燃。加上微博、手機等現代交流手段，它們共同將一些年輕人推到了非理性、無政府的“險境”。
從金融危機到目前的債務危機、增長乏力，西方經濟和社會的深層結構性矛盾不斷顯現，並以極端的方式反映在英國騷亂中。這既是對其政策“不可持續”風險的警示，也凸顯了政策調整中，權衡經濟、社會的兩難困境。
英國這場騷亂肇始於少數族裔聚居區。從去年法國格勒諾布爾、聖艾尼昂兩次騷亂，到歐洲多國驅趕羅姆人，移民、“旅居者”常常成為其中因素。人們看到，在經濟困難時期，排外情緒往往有更多藉口和更大市場，移民階層容易成為引爆社會矛盾的熱點。如果身處西方社會邊緣的人連“邊緣”都站不穩，就容易反過來衝擊整體社會。騷亂告訴人們，多元文化不是口號，而應成為對少數族裔的權利關照和社會自我修復的理性自覺。
英國作家狄更斯的《艱難時世》反映了19世紀英國勞資矛盾。在今天，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英國，社會體制性矛盾正以新的形式不斷出現，甚至激化。這次騷亂提示肇事者和政府，應對自身的社會角色和發展方式進行深刻反思。（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