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及時提高債務上限，導致債務違約，國際金融市場將爆發多米諾骨牌效應——美國國債信用評級下調，持有機構資產縮水、金融市場恐慌並劇烈波動。最悲觀的預測是，新一輪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二次探底，復甦之路遙遙無期。
考慮到全球53%AAA評級資產集中在美國國債及機構債，可以想象，一旦美國國債評級下調，投資者損失之巨，以及對金融市場將產生怎樣的衝擊力。
美國國債危機無疑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延續。加大政府投入以抵消危機影響的成本，就是政府增加債務。本輪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國債餘額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國會已經三次提高債務上限，使得法定美國國債上限達到14.29萬億美元。
1917年，美國設定政府債務餘額上限，初衷是國會對以總統為代表的行政部門的支出加以約束。但是，選舉、執政的需要，使得債務上限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爭鬥的籌碼。比如，奧巴馬要贏得中低收入者支持，傾向於擴大醫保水平，並提高富人稅收，而共和黨則一再聲稱“政府開支越多，你們付出越多”，以爭取富人選民支持。這樣的分歧，折射到債務上限上面，就是債務多少，舉債做什麼，以及靠什麼償付債務，因為國債餘額變動，本質上依賴於財政收入和開支。增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但可能失去選民，提高醫保水平讓選民得到實惠，則需要更大開支。總之，美國國債—政府收支—政治需要，是一個環環相扣的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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