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比亞問題上，美國的政策受到價值觀、全球領導地位和國內政治的主導，明顯偏離了利益與人權之間的平衡狀態。首先，利比亞不涉及美國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其次，軍事干預利比亞非常有可能讓美國再度陷入中東戰爭，嚴重損害美國的利益。正是基於上述考慮，在利比亞內戰開始後的一周內，奧巴馬政府內部的共識是美國不會軍事干預利比亞局勢。然而，當卡扎菲的政府軍逼近反政府控制的班加西的時候，利比亞出現大規模人道主義災難的可能性變得真實而迫切，國內政治和國際領導地位的考量主導了奧巴馬政府的決策。鑒於克林頓政府在盧旺達、科索沃問題上受到的國內指責，奧巴馬如果無所作為，將會在國內政治鬥爭中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國際上，若美國無視英法的要求，坐視人道主義災難發生，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將大打折扣。基於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強大壓力，奧巴馬政府即使知道利比亞是一個大陷井，也只能不管不顧地跳下去了。
在對待通過“民主化”進程進入政治舞台中心的各派力量的問題上，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利比亞的反對派，奧巴馬政府在民主程序和民主結果的認同上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在此輪中東政治變局中，長期受壓制的宗教政治力量將在一定程序上復興。美國是一個信奉政教分離的國家，對於宗教力量參政本身抱有很嚴重的戒心，更何況“穆斯林兄弟會”歷史上同“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力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而美國的擔憂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斯林兄弟會”又是通過美國所讚賞的民主程序進入政治舞台的，在道義上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正是美國感到尷尬的原因所在。
中東變局發生以後，這些發生政治動蕩國家的政府今後是否能夠一如繼往地落實美國的反恐政策、能否繼續維持現有的對以色列政策，以及對哈馬斯持何態度，都是一個未知數。美國政府的一名反恐官員說，新變局令人恐懼，美國將不得不重塑與這一地區各個國家的關係，這確實令人擔憂。傳統上，美國主要依靠這一地區對美國的友好政府落實反恐政策。埃及、也門、突尼斯等政府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反恐的重要夥伴，甚至利比亞近年來也成為了美國的反恐夥伴。但是變局發生以後，這一切將如何重新洗牌，美國還在等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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