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7日電／環球時報社論說，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強烈震撼了中國社會，輿論對中國高鐵安全性的質疑達到罕見的高潮。受此牽連，整個中國發展的高速度也被拉入輿論反思，一些人用這樣的邏輯描述當下的中國：中國高速發展的“大躍進”催生了高鐵的“大躍進”，因此該反思的不僅僅是鐵道部，而是整個中國的發展模式。
社論說，中國發展模式是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它有一定的人為設計因素，它的形成同時又是各種力量和際遇不斷累加的結果。僅就發展的高速度而言，它的成因及後果不像一些批評者述說的那樣簡單，對它的客觀分析，應代替對它的情緒化結論。
中國高速發展的第一個動因是中國改變貧窮落後面貌的願望。這個願望既是中國政府的，也是中國廣大平民百姓的。中國執政黨有過上世紀50年代末盲目“大躍進”的慘痛教訓，對近年來出現的高速發展一直保持著警惕。中國政府今天對速度的認識仍未必是到位的，但中國不是“發展速度狂”，政府和學界都在相當認真地琢磨最佳發展速度，這應當說是實情。
社論說，中國民間對美好生活一浪高過一浪的追求，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第二個強大動因。大量中國農民捲入城市化運動，城市的功能升級從中心城市向中小城市迅速擴散，提高物質及文化生活水平逐漸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要求，隨著最近幾年民主意識的覺醒，這一要求正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為自己的人生權利。民間的這種動力在今後很長時間裡都不會出現萎縮。
因此中國當前較快的發展速度，決不簡單是“政策的結果”，批判高速度本身，其實像讚揚它一樣缺少實際意義。中國現在需要認真解決高速度帶來的具體問題，而不是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把所有怒氣發洩到我們沒太搞清楚的巨大綜合面上。
“奔跑的中國”能否提供一份安全的生活，這是當前各種問題最尖銳的匯集點。中國公眾對安全的要求正迅速接近西方國家的水平，中國作為發展很不平衡、總規模又很大的國家，與西方的交集可謂說不清道不明，我們與西方完全“不可比”，但又確實在“一體化”，中國有什麼理由不向民眾提供與西方社會同等的安全呢？
無論困難有多大，中國都要在安全標準上向西方發達國家奮起直追。這已成為對中國發展模式正當性的一種捍衛。安全必須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核心理念，它必須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負擔”，變成經濟增量的方向，成為中國的新內需，成為能帶來新財富的市場有效需求。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已經說了很多年，安全應當是這種調整的第一主攻方向。沒有安全的進步，中國的快將難以為繼。
輿論同時必須清楚，追求安全是一個過程。對安全事故的批判和嚴厲問責會加速這一進程，但對安全的追求同樣應避免“大躍進”情結。生命是最可貴的，但現階段的中國發展的確做不到零傷亡。中國輿論現在有對安全事故“零容忍”的傾向，這是輿論的進步。但中國的現實也會反過來發生作用，幫助輿論批判摸索理性的邊界。
社論說，所有中國人都渴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安全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因為一兩個大的改革舉措，安全就在中國土地上“速成”。它需要中華民族的艱苦努力，它應是中國崛起的最重要內涵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