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威脅是疫病？
“如果豬病防控不住，豬肉價格誰也控制不了。”有位業內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記者採訪中了解到，今年春節前後出現的流行性腹瀉，對生產仔豬是毀滅性的打擊。一般母豬產崽達十多頭，但結果卻產生了少見的“獨生子”或者“雙胞胎”現象，這直接影響了現在的豬肉供應。
“豬肉市場最大的威脅是疫病。”馮永輝說，“2006年以前，豬肉市場一直比較平穩，沒有出現大的價格波動，正是因為過去豬病比較少。我們的研究表明，之所以從2006年到現在，豬肉價格總會有一些起伏，主要因素都是疫病。有了疫病，直接影響生豬存欄結構，影響到了市場供應量，從而抬高了市場價格。”
每年春季和秋季是流行性疾病高發期，政府會組織對生豬進行集體免疫，一般會通過招標採購疫苗產品，但由於專業知識欠缺或者其他原因，有些採購的疫苗產品質量並不過關。“這些疫苗產品使用後，實際效果並不盡如人意。”業內人士分析，“有些養豬戶真正愛豬如命，對政府免費配發的疫苗，他們一般會很謹慎。如果了解到質量不行，寧可自己花錢到市場上去購買，也不願使用現成的產品。”
“每年有豬病的春防和秋防，政府有上百億資金投入，但豬病並沒有減少。目前的疫苗市場沒有實現真正的市場化，中國80多家疫苗企業如果放到市場去選擇，那些產品質量不過關的，就會被淘汰出局，但現在有些疫苗產品則是濫竽充數，害豬害人。”有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通過《中國經濟周刊》呼籲，“要改革豬病防疫體制，政府不要大包大攬，放手讓市場去做。”
最缺的是準確的供求信息
在豬肉市場供應中，最缺的是準確的供求信息。誰能提供正確、權威的信息？政府，行業中的咨詢企業？廣東天地食品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陳生認為，近幾年，豬肉市場供求信息嚴重失真，許多是隨機的。如果提供的信息不準確，還不如不提供。
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李秉龍認為，此次豬肉價格上漲的原因是市場信息的失靈、不准，人們判斷失誤導致決策失誤，結果形成價格波動。
“信息提供政府沒有做好，並不意味著政府不應該做。政府現在沒有做好，但是政府可以做好，也應該做好。信息提供屬於政府應該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信息應該由政府來提供，政府應該進行權威的信息發布，引導市場。”李秉龍指出，“因為從基層到中央政府，有龐大的行政資源，有龐大的網絡，我相信，由政府發布的信息是比較準確的，對養豬戶是有用的。美國農業部農業經濟研究局發布的好多數據對養豬企業和農場主甚至對整個世界都具有引導性作用。”
有業內人士分析，政府其實具有強大的信息提供能力，譬如在2003年“非典”期間，全國自下而上準確而及時的信息提供為戰勝“非典”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為什麼豬肉市場的供求信息無法準確提供呢？這需要引起相關政府部門足夠的重視。
不學美國
“改變市場結構乃當務之急。目前，中國的養豬戶以散養為主，但面對豬肉價格的過山車，這些散養戶的抗風險能力弱，很容易受損害。”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我們要發展規模化養殖。只有規模化養殖企業才能主動獲取市場信息，規避市場風險，主動補欄存欄，才能經得起市場經濟的大風大浪。”
世界上生豬規模化養殖較好的是美國，集中到全美三家公司，中國能否效而仿之？馮永輝表示反對，“中國絕對不能照搬美國的養殖模式，建立超大規模養豬場，中國的國情不允許。美國地大人稀，中國地少人多。正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堅定不移地推動超大規模化往前發展，發展這種耗糧性的產業，導致了中國大豆十幾年前開始的淪陷，去年也是中國玉米進口的元年。如果我們一味把中國的家庭養殖戶或者小規模養殖戶全部拍死，後果將不堪設想。”
北京資源集團副總裁徐國建認為，“中國現在願意養豬的工人特別難找，四五十歲的人都不願意去養豬，以後的獨生子女誰會把自己的小孩丟到豬場養豬呢？”有業內人士算了一筆賬，“如果養一頭豬，花120天，盈利一兩百元。但如果到城裡打工，可能一天就能掙一兩百元。這樣比較看，誰願意在家裡養豬呢？”
不能照搬美國模式，要走中國特色的規模化養殖道路，陳生提供了一條路徑，“我採用的是‘公司＋農戶’的模式，實行大規模經營、小規模養殖。這是目前我國最好的養殖模式。農戶實行家庭為單位的養殖，兩個人養1000頭豬，三個人養1500頭豬，最好不要突破這個上限。在生產端，由農戶來決定；在市場端，則由公司去決定。公司做品牌，農戶做產品，協同作戰。”
朱煦也表示贊同，“農村的散養戶必須要進入公司系統，這樣才能夠發展成為合格的市場主體，否則將會淪為新的‘菜農’，肉賤的時候，他哭；肉貴的時候，他也笑不著。” |
